舆论导向

记得《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谈的是中国的网民。该文作者把一个典型的中国网民描绘为“月收入低于1,500元还没有工作的在校男学生”。我也曾看到过豆瓣上的一个调查，结果虽然谁都猜得到，可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投票的网民中，宣称自己年龄超过30岁的，还不到30%。而豆瓣还算得上是一个面向高端人群的网站，理应有比较高比例的年长网民群。

这些数据当然解释了中文网络世界为何充斥着非理性的叫嚣和过激言论。然而与之相随的同时却是互联网社群对现实社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政府部门、权力机关、各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明星官员各界社会名流，都情愿或不情愿地越来越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乃至摆布。这种现象在许多人看来可能算得上是一种进步：言论更为自由，无论政府如何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控制网络言论，互联网上的讨论总是要更为自由的。而网络影响力的扩大，也意味着这些自由的言论，不会都仅仅只是发泄性的、毫无实际作用的。

很多情况下这种看法并没有错。我们不能忘记，许许多多推动着社会进步的号角，都是在网络上最早吹响的，2003年的孙志刚之死和因此导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都是通过网络而让社会大众知晓、让制度改革。除了大量不负责任的、无意义的宣泄性言论外，网络上也有许多理性的、建设性的深刻文章。

然而要承认到的是，网络舆论的大部分都还是不成熟的、非理性的，而且往往有压制作用。自由往往需要有强权来保护和维系，否则就会走向无序乃至暴力；言论自由也是这样：某种言论取得强势地位之后，会打击到其他观点的流传。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房价问题：互联网上现在几乎看不到理性探讨房价问题的文章，偶尔出现一些为高房价辩护的声音，立刻被淹没在口水的汪洋大海之中。

曾经看过一本书，叫《言论自由的反讽》，讨论的就是这种所谓言论的“沉寂化”效应。作者——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认为，为了保证言论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国家应当积极介入，不仅仅消极地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更应在某些时刻“培育那些本来可能销声匿迹的言论”。

其实国家培育言论的行为，在许多国家都十分常见。中国政府有一个常用的专有名词，“舆论导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国家往往通过国有且国营的媒体，宣传施政方向，解释具体的方针政策。但在网络上，政府的舆论导向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说几乎为零。国外许多媒体报道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网络警察队伍；中国对于互联网的监管也被公认为是最深入全面的。但这种监管控制往往是一种消极管理，建构庞大的防火墙阻挡某些“有害”信息流入，对国内网站则进行注册登记管理，设置关键词过滤系统等，具体作为都是在阻止某些言论的出现，因此引起争议。

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未必一定错：混乱的言论环境确实可能造成伤害，有心人士的蓄意煽动、鼓吹，积少成多后确有可能造成失控的局面。但一味消极地控制言论，在发言成本如此低廉的网络时代犹如螳臂当车，不可能有效，还会在言论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背负上一个坏的名声。与其如此，不如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参与到这个庞大的言论、观点的自由市场，发出政府、官方的声音，给出政府方面的理由；在无关行政部门的事件中遇到非理性的声浪，也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扶植较弱但可能更为正确的言论。比如，政府官员可以开设博客，亲自参与有关公共议题的社会讨论。非理性的声音永远也消灭不干净永远也压制不下去，——而且被强压下去反而更危险，火上浇油——对付它们的唯一办法是给出更好的言论产品出来，通过竞争夺回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