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

越来越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被天气左右情绪的人。短暂的阴霾已经过去，伦敦这几天再度放晴，中午穿过Lincoln's Inn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一片绚烂的色彩之中，生机勃勃。新的花朵已经绽放，老树迫不及待地长出嫩芽，四季翠绿的草地也终于挣脱了枯叶的束缚，把绿色带回给大地。

耳边传来庄严的钟声。看了下表，正在纳闷是不是时间出错了，就听到身旁两个陌生人的对话。

“对不起，请问您知道这钟声为何而敲？”

“哦，应该是有一位会馆的成员去世了，为他敲的丧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丧钟，却是在那么美的情境下。那声音与周围的环境其实还挺契合，宁静庄严，却不带过分的悲伤。我想起西方电影里那些葬礼的情景，也像这样庄严肃穆，至多再有一丝感伤，但绝对看不到嚎啕的大哭和过度表现出来的伤痛。

眼前的阳光和画面代表的是生机，而耳边的伴奏声却代表着死亡。但这两者可能并不冲突。有生命就必定会有死亡，快乐和忧愁也总是有交替轮回，这样的搭配才让生活变得美好。陷入任何一种情绪之中难以自拔，过度的快乐和过度的悲伤，都不是面对生活的正确态度吧。

另：听到丧钟和那段对话，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神父约翰·唐尼（John Donne）的一段著名散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Meditation XVII, from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李敖曾经把这段文章当作一首诗来翻译：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蛮有“感觉”的一首诗，海明威的一本小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名字，也就来源于此。

图书馆·油画

早早地吃完午饭，躺在Shaw Library的沙发上看The Guardian（对，心情不错的时候我也会看看左派刊物的），偶然抬起头，就看到前方穿越那一排排没有质感的塑料座椅，窗外的阳光懒洋洋地撒进来，把书架上的书衬托地更加鲜艳。

我不禁想起Winchester的那个图书馆，那是我去过的最漂亮的图书馆了，从地板到天花板全部的木质结构，人少（大部分时候应该是完全没人）、安静、昏暗、书香弥漫，每当阳光洒进来，那光线明暗的对比强烈到让人会产生幻觉，真以为是在人间仙境了呢。一直觉得漂亮的图书馆一定不能太大、人气不能太旺、窗户不能太多，带点阴森森的感觉就好。按这个标准来说，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也很不错，知道的人少到当年差点就为了造地铁要把这个传教士留下来的古迹给拆了。图书馆的人一多，就有变成菜市场的感觉——比如LSE的主图书馆，那里缺少了一种沉浸在知识海洋当中所应有的那份平静和安宁。Shaw Library人不是太多，可太大，大到房间中央都可以放上十几排的塑料座椅，供人来听每周一次的午间音乐会。

不过Shaw Library让人注意的是墙上挂的一排排前任LSE校长的油画像。LSE是所满左倾的学校，可还像传统的英国学校那样保留了给校长作画的传统。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幅幅油画，那里面的主角们有的严肃、有的轻松、有的死板、有的亲切；有穿着最正式的礼服坐在书架前让画家记录下来的校长，也有卷起袖管摘掉领带站在那里发表激昂演讲的校长，这其中的反差很是有趣。

我看着这些风格迥异的人物，突然感觉到这也许就是油画的魅力。油画不可能像照片那样忠实地记录下所谓最真实的世界；但它是一个让人通过特殊视角来看世界的窗口。画家有更大的自由度，展现他的那个视角，展现他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有时候什么是真相是很难或者根本无法被发掘的，有时候什么是真相根本是不重要的——因为那所谓的真相也许太复杂，根本就超越人类的理解能力。赤裸的真相也可能是很丑陋的；但也许从某一个视角看出去，真相也可以变得美丽、变得有希望、变得亲切。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画家，历史学家、政治家、金融家、小说家，几乎所有的行当，优秀的人才都是那些能够发现独特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问题的人。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完整的答案，因为这肯定是超越个人的能力范围的；要追求的应该是与众不同、出乎意料的解答、阐述。世界那么大，我们反正都是在盲人摸象，不如找个不一样一点的、没人到过的地方试试吧。

不可捉摸

星期四课少，上完了又不想再待在学校，中午就赶回家。路过Lincoln's Inn，发现很久没有好好看到过阳光照耀下的Lincoln's Inn了。两个小时前路过这里去上课的时候，天空还一片阴霾，刚出来的时候居然还滴着毛毛雨，让我以为又要下大了呢，还特地再跑上去拿了把伞。只是两个小时之后，天空居然阳光明媚了。伦敦的天气，就是这样不可捉摸。

当然生活中不可捉摸的事远不只有天气。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以为我们非常确定，结果却往往出乎意料。大部分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可说实话这些不可捉摸的事大概才是让生活变得有趣的东西。如果什么都可以确定，都可以预测出来，那应该是很无聊的吧。这世上若真有料事如神的算命仙人，活得也应该已经很不耐烦了。

最后的胜利

那么快就已经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好像就已经近在咫尺了。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本课外书，就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爸妈给我买的一本《百年奥运》，那次正好是现代奥运会百周年。那本书后来被我翻得封面都掉下来了，有一段时间我能把历届奥运会的主办地都倒背如流。奥运会是我看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窗口。

往大一点的方向说，奥运会对中国人也是一个看世界的窗口、一个把全国凝聚在一起的力量。80年代的中国是民族自信心低落的时候，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列金牌榜第四，却让人振奋。那时的中国也是相对封闭的国家，许多人是通过看奥运会的转播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到了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那种举国欢腾的景象更是少见。

北京奥运对中国的意义，从申奥成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很多人不断提到过了。而我觉得，这里的象征意义不只限于中国的崛起。1896年的奥运会，满清政府收到了参赛邀请，却不屑回复。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已经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以及更具羞辱性的甲午战争的中国；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却依然保持了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不屑参与或者了解洋鬼子搞的玩意儿。

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却以能够申请到奥运会的主办权为荣；在筹备的全过程中，中国人以“国际化”、“国际水准”之类的东西来要求自己，重要场馆的设计全部在全球招标，最终采用的方案也都是外国设计师的作品。中国已经没有了以往的傲慢，而是急切地要融入这个非常西方化的世界。

其实奥运会本身也就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奥运会源自古希腊，那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之一（另外两个是古罗马和希伯来文明），也是近代以来西方人最推崇的文明，因为它代表了人文主义和科学探索的精神。1896年法国人顾拜旦创办现代奥运会，也就是为了弘扬这种古希腊人文主义精神。体育竞技，一直以来也是好战、崇尚武力的西方人所醉心的东西。到了80年代，主宰世界的美国人更是把奥运会演变为一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盛会。

所以那些至今还在以人权之类理由反对北京奥运的西方人，其实根本没搞懂北京奥运会的意义。当超过90%的中国欣喜地迎接奥运会的时候，这所体现的其实是中国人正在急切地接纳曾经被他们唾弃了100多年的“蛮族”文化，这标志这西方文明已经成功地征服了13亿中国人，这是利玛窦、汤若望、马礼逊等等无数西方学者付出了巨大艰辛、尝试了几百年都没有做到的事。如果文明间真的有冲突、真的是不断竞争的关系的话，那北京奥运其实就代表了西方文明最后的胜利。坚船利炮没有让中国人屈服，奥运会却倒实现了和平演变。老外们，你们应该高兴才对。

民进党怎么办

民进党立委选举大败，看陈水扁讲话辞党主席，这家伙放出少有的低姿态，和以往嚣张的气焰真是判若两人，很好笑。民进党大败，当然一方面有新选举制度所造成的放大效应，但也算是台湾人近几年来少有的几次头脑清楚的选择，即使是在陈水扁的台南县市，民进党赢得也很危险，整个南部还被国民党抢走半数席次。虽然民进党得票比例看似只比上次立委选举下跌4%，但这次因为主要是两党的选举，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混战，所以更好的参照标准似乎应当是2004年的总统选举——那次陈水扁拿到了半数选票；这次只有37%。

选举还没完，总统大选还有两个多月就要举行，但民进党目前看来翻盘的机会不大。我很好奇民进党的支持者在选败之后会如何对待陈水扁——他们会像2000年的国民党群众一样，把他们的太上皇斗下台吗？一个李登辉，当初几乎搞垮了国民党；今天的民进党，好像就被一个陈水扁搞得快崩盘。陈文茜邀请许信良上节目来讨论，许前主席听得出来都不是非常高兴；虽然都离开了民进党，毕竟自己参与创立的政党输到这么惨，感触应该很深。陈水扁若是比照李登辉的下场，下台之后，最先要审问他的，恐怕会是他自己的支持者。

美的发现

出去玩的时候，时常会拍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照片。那些画面在照片上看起来令人窒息地美，可实际上身临其境时却可能还没那么漂亮。这是因为你的照相机发现了你的眼睛所没有看到的美。

我现在开始觉得，艺术不仅仅只是创造美，还是发现美的过程；艺术家也不只是美的创造者，却同样也应该包括那些美的发现者和探索者。很多东西的美是隐藏着的，或者说是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才能发现得到的；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发现世界中的美，然后再将这种美展现出来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

要当一个美的创造者还是需要一点天赋的，不是每个人都成得了莫扎特或者达芬奇；可是发现美只需要一个人更细心一点，更敏锐一点。从身边的人事物中不断寻找美丽的成分，也会让生活快乐很多吧。

真诚最重要

和一个美国人吃饭，聊到小布什，一句话是我不曾想到的：“小布什是个很好的人，但老是做出错误的判断。”

很多美国以外的人都像我一样，看不起小布什，觉得他傻，愚蠢，搞不懂为什么美国人会选他。记得2004年大选的时候，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发现80%的欧洲人都不支持小布什，可美国人却偏偏还是选择了他。我当时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布什，结论只能是因为美国人也都跟布什一样傻。

可是我面前的那个美国人，却开始跟我说起美国人的特性来：他们确实都没见过什么世面，不像欧洲人那样满世界跑，大部分人确实可能都不知道中国在地图上的哪边；但美国人很真诚、热情，而且勤奋努力；总之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这是一个很淳朴的民族。

眼前的那个美国人继续向我抱怨欧洲人的狡猾与冷漠，还有他们的精于算计。我突然发现她说得有点道理。美国人大概确实都有点傻，可也正因为他们的傻，才使他们天真善良。美国人真的很像中国的农民，像《天下无贼》里的那个傻根，傻得有点可爱。英国人讲究礼貌礼仪，美国人可能显得粗鲁；但也有太多英国人在华丽的礼仪后面，掩饰的是傲慢与谨慎。而美国人却更可能诚心诚意地和人交往。

其实这种真诚可能是比智慧或礼貌更难能可贵的东西。当一个人读过太多书、见过太多世面后，往往可能丢失了这种真诚与单纯，而开始变得功利、傲慢。欧洲就像是一个经历了太多的中年人，多了许多算计；美国呢，倒还有很多人保持了年轻人的那份纯真、天真和理想主义。保持风度和礼貌总是能让陌生人感到自在，但真要当朋友的时候，还是真诚最重要。

大学生

进了大学，人的社交圈会扩大许多，形形色色不同人等，大家都会打个照面，这点与以往是很不同的。我自己的求学过程还是很复杂的，数一数的话好像上了三个国家一共六七所学校，才最后进了大学；但即使如此，我所能接触到的同学依然很有限。不是说我所认识的同学数量少，也不是说他们都一样——中国、新加坡和英国的学生，性格和文化都完全不同。问题是，我感觉在每一所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有着许多共同的家庭背景，这使得大家在校门内外的聊天或游戏，也都有一些固定的形式。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每所学校内的学生相互都是差不多的，虽然学校与学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可能很大。

大学的体验则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人，会聚集到一个地方，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特色。有人爱玩、有人努力、有人聪明、有人无知；有人爱读柏拉图，有人只看时尚杂志；有人天天泡吧唱K，有人成天闭门读书；有人爱谈政治，也有人只讲黄色笑话。大学让人的视野开阔了，不仅仅因为那些教授和那些无聊的教科书，还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可以天天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干坏事而不被管闲事的父母和老师教训和约束。

对我来说，这些经验都是正面的。在学校里和老师谈一个小时的哲学很好玩，和同学喝酒寻欢看人发酒疯也是一种乐趣，特别是这其中还常常会有不可预见的收获。我曾经一直觉得伦敦和泰晤士河没有什么美丽之处，直到那天凌晨走在河畔，看着空荡荡如死城一般静寂的伦敦，我突然觉得这里还是很美的。这种奇特的美是我绝对想不到、也绝对不会自己去主动寻找的，如果没有人和我同行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大学的价值之一——接触许多人，也许是一些看上去很讨厌的人，也许是一些一辈子都不想碰到的人，但在不经意间他们会带给你一些你没有想到过的收获，无论是他们有意带来的，还是无意间你自己发现的。

开放社会

一个国家思想上的包容、言论上的自由开放，往往是与她的繁荣昌盛同时出现的，但这到底是国家强盛的因还是果，总是有很多人喜欢争执的。当然傻瓜都知道对于此类问题，最好的回答永远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且这也其实是事实；但我最近一直觉得，也许民族的因强盛而提升了的自信心，应该是一个社会能够自由开放的重要原因；至于其政治体制，和包容性的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密切。

一个国家自信于自己的体制和发展进程，就会容忍批评和不同意见，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是占据主流的时候。美国可以标榜自己是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且事实上她所拥有的自由言论空间也确实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但问题是，美国人（或者更广义地来说，西方人）自己首先掌握了这个世界的话语主导权，世界上绝大部分主要的媒体都是说英语的美国媒体，美国价值观即使不被全世界接受，至少也是最被人们所熟悉的一套价值体系。他们的观点在言论自由的市场上，是领导者，所以他们当然支持言论自由了；一场游戏里的赢家，哪会不支持现行的游戏规则呢？

当然美国人、西方人并不一直是这样占据了言论主导权的。20世纪初中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言论的主流，苏联和各地的共产党宣传机器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更“进步”力量的代表，在全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言论开始占据上风；而结果是什么？——大部分今日标榜为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和社会，当时都不遗余力地打击共产党，封杀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乃至彻底禁止共产党集社。连受到共产主义影响最小的美国，都一度有过不光彩的麦卡锡主义。

今天西方世界当然不再打压这些左倾言论了，因为这些言论已经没有了威胁；相反，他们开始重新提倡言论自由、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并且指责中国不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我虽然认为中国今天已经强大到应该有自信来容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即使是无理和无聊的批评；但我有时候还是忍不住会觉得，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偏见、恐惧和不怀好意，确可能对中国造成威胁，也让许多人会觉得有必要来“封杀”某些言论。当一个国家觉得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是有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而这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未必很大。看看台湾吧，这个标榜自由民主的小岛，不允许大陆电视台落地，甚至连凤凰卫视都不让；这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小岛，甚至还不允许大陆记者驻点采访。另外，台湾人进出大陆自由，大陆人到台湾却手续繁琐，而且台湾到现在甚至连通航都还不愿意。原因与中国自己的一些顾虑其实一样：自己是弱势，更需要自我保护。

我们当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为包容、自由的社会中，可这与一个民族的国力和自信心又是紧密相关的。越弱小的民族，越害怕外部世界，越担心自己的社会秩序被人颠覆，也就越排外、越不自由。中国人传统上其实一直都非常包容，对各种宗教、哲学思想都能够接受或者至少和平共处，因为中国一直以世界中心自居；对思想自由的打击更多地发生在西方，因为那里长期以来面临了来自阿拉伯人、蒙古人等东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今天西方的自由开放，一方面当然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繁荣；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主宰的关系。而现在中国其实也是如此，我觉得只要中国继续强盛下去，自信心继续增强的话，社会也只会越来越开放、包容。谁说民族主义就一定是狭隘的呢，当民族主义成为一种自信，它就是包容的力量——看看美国吧，这个全世界最自恋的国家，不就是最自由的么。

对中老年人的期许

下这个标题，有点讽刺的味道。年轻的岁月应该算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唯一有些不爽的是总有一些中老年人喜欢时不时地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指点迷津一下，抑或是发一些关于80后的牢骚（我不幸生于80年代后期，这意味着我还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听到社会上关于批判80后的声音了）。中老年人爱教育人，年轻人往往都懒得搭理，因为我们有太多其他更值得做的事情，不像中老年人只剩下发牢骚了；中老年人总是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的期待，我们则从不对他们寄予任何厚望，因为他们的时光已经所剩不多，没什么可期许的。

想到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前几天看到陈文茜在北京，接受一些媒体的访问，她在言谈间流露出的对年轻人的赞赏，让我有点感叹。台湾的另一个节目主持人蔡康永也曾自称是“少年沙文主义者”；这两个人大概是华人文化圈里少有的能够带着人文关怀来看待年轻人的长辈。李敖当年也是凭着一篇锋芒毕露的《老年人与棒子》，开始闯荡台湾文坛；只是当今年过七十的李大师，也开始和他自己当年笔下的那群“老而不死”的家伙们一样，开始喜欢对年轻人摆起架子来了，而且“落了伍还死活不承认他落伍”——对此，28岁的、激进的李敖对72岁的、连电脑都不会用的李敖有个很精辟的词来描述：顽固。

NIPM以前经常谈到他自己的孩子，和他曾经管过的那些13-17岁的年轻人。我记得我很喜欢他谈论那些比他年轻了一整代的、在他眼里可能只是小屁孩的人时的那种语气语调：不是批判、不是失望、也不是说教，而是一种好奇与局外人的口吻：一方面是对两代人间的差异感到好奇，另一方面又以一种庆幸乃至带一点幸灾乐祸的神态看待今日年轻人所要面对的、他自己曾经面对过的那些相同的挑战与麻烦。但我喜欢他那中置身度外、事不关己的态度——他观察着这些年轻人，但不会去告诉他们人生的“捷径”，不会怀着那种忧国忧民的无聊心情去急切地指出年轻人的不足和失误。事实上，他很清楚有时候他自己作为Housemaster的职权会要求他自己成为那些年轻人所讨厌的对象，他对此也是乐此不疲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带着点娱乐的心态看着年轻人是如何对付他自己这个“老顽固”的。

我发现很多英国人也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小孩和年轻人的：两代人的生活往往可以做些对比，找出许多好玩的差别出来；而长辈们更多了一个乐趣，就是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着年轻人如何做他们曾经做过的挣扎、如何犯他们曾经犯过的错、如何出他们也曾经出过的丑；当然他们也很喜欢行使一些自己手中的小小权力，给年轻人制造点小麻烦——毕竟这些人为的麻烦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都碰到过，也都吃过他们的那些长辈们的苦头。但他们不会太多地介入这群年轻人的生活，他们不会告诉年轻人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处世、怎么做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灿烂生活，才懒得去把年轻人管得太多。

可惜今天中国大多数的中老年人没法以这种处之泰然的心态来看待成长中的年轻人。总有游手好闲的社会贤达专家学者喜欢来关心年轻人是否“精神缺钙”之类的无聊问题。要说缺钙，80后的一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缺钙的一群了，无论是从骨质还是从精神上来说。80后长于物质丰富年代，牛奶喝得多，也许中老年人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多，但我们喝过的牛奶绝对不比他们喝过的牛奶少。至于精神上，80后成长于中国思想、政治、文化最为开放和活跃、信息也是最丰富的年代。国内外一批右派反华人士总是爱说今天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自于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得了吧，别把年轻人当傻子，说得好像80前都是读美帝的教科书长大的。80年代的大学生们除了《新闻联播》以外大概也就听听《美国之音》，反正都是一堆蛊惑人心的政治宣传，只是立场不同而已。今天的大学生面对的却是丰富得多的环境；精神上来说，今日20岁的大学生喝过的奶，大概比中老年人20岁时喝过的水还多。

我不想否认年轻人身上的诸多不足和缺点，但只是觉得中老年人没有必要、恐怕也没有资格来告诉我们路在何方、路该如何走。你们的指点迷津，更多地只是适合今天你们所主导的这个社会；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存法则与生活方式。社会总是在变化中的，把30年前的那一套处世法则用在今天，总是行不通的；所以今天的这一套，也就给你们自己留着用吧，不必传授后人。更何况，在错误中学习与成长，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可不要像中国男足那样踢假球，一上来就已经知道人生的全部答案与结果；我们更享受过程中的乐趣。中老年朋友们或许应该学会两件事：第一，享受你们自己的生活，少管点我们的事；第二，最好站远点，别挡着年轻人的路了——这也许算是我对中老年人的一点期许，但更多的只是自己的一点小牢骚；毕竟还是英伦谚语最贴切：老狗学不了新技（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不指望中老年人能改变态度，只是年轻人也不会太在乎中老年人对他们的评价和“期许”。

保守：立场还是观念？

我发现自己在许多事情上的立场已经越来越趋向保守了。今天早上和一个同学聊起英国的报纸，我说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泰晤士报》（The Times），毕竟是老牌子，做新闻也更严谨仔细一些，不像那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总是散步些小道消息，而且老是把所有中国国企或政府资助的学术机构、研究机构里的那些人统称为“中国官员”，不知是故意还是彻底无知，无论哪个都很可怕了。那个同学指出这两份报纸都是保守派的，“那么《卫报》（The Guardian）怎么样？”我听见我自己的回答竟然是：“他们太左了，我不喜欢。”我记得我刚到英国时，《卫报》的一则宣传广告就首先让我心冷了一大截：《卫报》编辑部竟然整版宣传“反对国民身份证（National ID）”。在国家早已能够轻而易举取得任何一个国民的私人信息、统一的身份证件又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诸多便利的今天，这种反对显得幼稚而荒谬，但却不幸正是今天的左派们最爱嚷嚷的议题。

当然老同学AM很早就已经点出，“你其实是个大保守派”。但我自己的分析是，“保守派”的定义经常混淆立场的保守与思想的保守。我应该承认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立场和看法确实趋于保守——保守到以致于今天的我竟会认为宗教在历史上发挥了更多正面的影响，以及为死刑制度辩护；这可都是那些“进步人士”阵营里反对意见早已高度统一的两个议题。如果保守派、自由派、左派、右派是按立场划分，我承认我属于Howard Davies所谓“怎么还会存在”的保守派阵营。

但保守派的“坏名声”更多来自于把“保守”和人的思想联系起来，好像保守派都是一帮思想顽固不化、拒绝接受新观念的人。可问题观念保守与立场保守未必有联系。观念保守就是教条主义（dogmatic），固守原有的立场不肯改变，即使是在大量事实面前。当启蒙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观念和立场的保守当然是重合的，都是代表旧制度的那一套。可问题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重大主轴，就是证明了那帮所谓“进步人士”的一套，也未必行得通，甚至可能引起更大灾难。所以今天的“保守”，应该要细分是立场保守——即更注重传统，注重人类文明几千年多多少少遵循的那一套秩序，还是观念保守——即坚持自己原有立场，拒绝改变，拒绝承认变革的失败。所谓进步派，也有太多保守教条人士，最好的例子是中国文革后存在的一批反对经济改革的人。他们的立场其实是最“进步”的——共产主义；但他们的思维却是最保守、最教条的，因而对现实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了也拒绝承认失败。

我认为我立场虽保守，思想绝对比校园里那帮激进“进步”的同学开放。在这个始终高举费边主义大旗的左派大本营里做到不随大流地玩“进步”、不赶时髦地接受主流思想，已经说明了我的不保守啊。

法律

在Winchester的时候，许多老师都认为在大学阶段读法律并非一个好主意；甚至一些到学校来介绍律师生活的律师们，也鼓励我们大学毕业后再读法律。在美国，法律更是只有在取得本科学位之后才能攻读的专业学位。

不过一个星期的课听下来，我反而越来越觉得法律本科并不仅仅只是一项专业技能的训练。这当然部分是由于法学包括了许多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内容——比如司法制度的起源、与政府的关系，乃至更基础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内容。这部分的内容也是我在开始学习法律之前自认为将会最感兴趣的，即法律的哲学基础。

但事实是，第一周的课程中最吸引我的，反而不是这些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或洛克的法学、政治学理论，而是看似最实用、最不涉及理论的刑法。当然刑法课最初当然也会涉及部分宏观的、基础的理论；但更有趣的却反而是案例研究。吸引我的其实是那些案例中理性分析、辨别的过程，以及严谨的逻辑演绎。对于特定案例的研究，训练的其实不是对法律知识和法条的熟练程度，而是细密、严谨思维的能力。所以我第一周的感受是，在大学本科读法律并非仅仅是技能的培训，而有更深刻的价值；至少，即使严谨思维也算是一种技能，它却是一种更高级更重要的技能。将法哲学与实用法律结合在一起，应该说是即扩展了人的思维广度，也提升了思维的深度。这至少应该比读经济学更有趣吧。

六十年前的LSE

六十年前的1月30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泰斗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的学术演讲。在其中他提出了关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有趣比较：当两者在历史上都面临着物质资源匮乏、稀缺的问题时，中国和西方文明的解决方式是不同的。中国人是从人的内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儒家教导人们要“知足常乐”，去自我调试以适应环境；而西方人的解决办法则是尽力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想方设法改变周遭的环境而非人自己。两种文明不同选择的结果，是西方更注重自然科学与技术，不断扩展并首先进入了工业时代，将物质匮乏改变为今天的物质丰富，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中国人呢，却只是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渐渐无法负荷，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在物质上落后于西方。联想到经济学第一课，关于“稀缺性”（scarsity）和“欲望”（want）的关系，确实可以印证他的说法。

不过费孝通并为就两者的不同做出价值判断；相反，他在演讲的最后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思考：西方人在不断追求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也并不是只带来进步，而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贪婪带领着西方向海外殖民，对世界其他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是欲望导致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并最终让人类掌握了自我毁灭的技术。而中国虽然在科学技术、经济水平上落后西方许多，但在与西方文明正面接触之前，中国人在战争上所消耗的物质资源却也小得多，更“没有贻害别人”。直到今天这种趋势依然可以被清清楚楚地看到：美国到处穷兵黩武，积极地以武力维护、扩展自己的利益；而中国更倾向于以和平的手段处理国际关系。这其中除了两国国力差距的因素之外，文化大概也是重要的一环。

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是，中国要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世界强国，就必然需要在文化上对外输出、做出贡献；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处理社会组织上的经验，将越来越有借鉴作用。西方人对外扩张、不断试图改变自然环境，在过去两百多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现在却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过去的西方能够向未知的地域扩张、掠夺资源，但今天已经没有未知的领域能够继续探索，自然资源在迅速减少，而且无限扩张的结果只能引起其他地方人民的反抗，导致武力冲突（如911事件）；另一方面，自然界也越来越难以承受人类无限的欲望，环境恶化、土地减少，人类也许最后还是需要部分回到中国古人的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态上来，控制住人内心的那个欲望的魔鬼。如果中国能够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宣传给世界的话，那将是一个远比“自由民主”之类的美国价值观更深入、更具参考作用的文化价值。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我是在60年后的2007年、坐在飞往伦敦、到政经学院报到的路上读到的。而在费孝通当年这篇演讲发表的同一个月，另一个长着东方面孔、后来的名气更为响亮的华人，刚刚离开了伦敦政经学院，到了剑桥继续深造——他就是李光耀。李光耀在LSE只待了2个月，但却在这里受到了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当年的LSE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潮的摇篮，年轻的李光耀当时也被这种思潮所吸引。虽然他后来的政治立场看似已经彻底和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但其实他在关键的一点上，与社会主义者们是共通的——即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势的政府，由政府而不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只是李光耀选择了间接而非直接的手段来介入经济运作，但背后最强大的力量依然是政府；难怪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许多人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坐在飞机上，联想到60年前伦敦政经学院的两个人物和他们的思想，着实很有趣。

服从和责任

最近开始看《悲惨世界》，书中第二卷有一章的题目叫《绝对服从的英勇气概》，讲的是卞福汝主教的管家马格洛大娘。长久一来，这位马格洛大娘一直不满主教晚上不锁门的习惯，这一天晚上她又开始唠叨不锁门如何地危险，特别是这一天镇上出现了一个路过的“形迹可疑的恶棍”，晚上一定会出乱子。主教装作没有听到，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大门敞开，欢迎任何一个留宿者的，他相信若真碰上坏人，除了上帝谁也保护不了自己，而作为主教他怎可拒人于门外呢？

马格洛大娘话音未落，真的就有人敲门了，而且进来的正是那位谁都不欢迎、已经被两家旅馆扫地出门了的“形迹可疑的恶棍”——冉阿让。不过与其说作者在这里要形容的是主教的慈悲，不如说雨果是在描写马格洛大娘“绝对服从的英雄气概”——她从最初的目瞪口呆，立刻转变为对主教命令即刻的服从：他为冉阿让添了一副刀叉，为客床铺上白床单，甚至服从了主教的命令，拿出了那两个只有当有来客时才会拿出来做装饰的银烛台，以及酒和银器，而那银器是大娘一开始还不愿意拿出来的。该章的最后一段如此结尾：

“马格洛大娘领会到他的意思，一声不响，走了出去，不大一会，主教要的那三幅食具，在三位进餐人的面前齐齐整整地摆出来了，在台布上面闪闪发光。”

这让我记起NIPM课上有一句话：服从权威是一个人必须学习的技能之一。太多人、太多时候总喜欢以自由、独立意志之类的词汇来为自己的胡作非为和狂妄做辩解，但实际上要能做到马格洛大娘那样的绝对服从，却才是真正需要勇气的：她要抛弃自己的成见与恐惧，完完全全地遵照另一个人的指示行事。在缺乏自由的时代去争取自由，确实需要勇气；但在今天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束缚和极权的年代里，再高举“自由”大旗的人，未必就那么了不起，反而还有可能有一些做作。相反地，一个人要去抛开自己的成见和傲慢，100%地相信、服从一个指令，反而才是更难做到的事情。

在读《悲惨世界》的同时我还在读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The City and Man。此人据称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但我刚刚读过他的另一本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倒发现他的观点很有趣，算是很不错的学者。在这两本书里，Strauss都谈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古希腊的哲人以及之后的基督教学者们，常常强调的一个概念是“自然法则”（natural law）。亚里士多德说人的幸福必须通过服从和实现自然法则来实现的；Thomas Aquinas只是更进了一步，干脆指出所谓的“自然法则”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是《圣经》。这其实跟孔子的哲学有些相似的地方——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追随自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有其位置和责任，做一个人该做的事，负一个人该负的责任，就能得到幸福。而到了现代呢，这帮子政治学家、哲学家却开始抛弃自然法则，开始鼓吹“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前者强调“法”，那牵涉的就不仅仅只是权利，还有要负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前者强调的是“自然”，后者则是“人”，因此前者是不变的，因为自然总是永恒的吧；“人的权利”呢，可以随机应变，可以看情况随性地扩大、缩小，难怪“知情权”、“话语权”之类闻所未闻的廉价的所谓“权利”，这年头倒成流行词了呢，接下去难保不出来什么“胡说八道权”、“诽谤权”呀。

今天看书相继看到这两段，觉得里面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在批判看起来绝对正确的观点之中不足的地方。自由值得尊重，但服从和权威同样珍贵，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具体情况——球场上去对裁判进行辱骂、拒绝服从裁判的指令，绝不是什么值得尊重的追求自由的行为；相反，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裁判不公正或错误的判罚，才真正需要勇气。同样的，所谓的“权利”，不应该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法律包含的不光是权利，还有义务，权利必须是有义务做保障的，在一个人大叫他的权利被侵犯之前，是否应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首先完成了自己的义务、负起了自己的责任？

Domum

我在Winchester的最后一夜是绝对难忘的，收到了太多的祝福，太多的笑话。校长在晚餐上的讲话特别有趣：“你们中的某些人将在未来的人生中获得巨大的成功；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享受到最舒适的生活；当然，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会进监狱。”不过他的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你们有幸接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利用这个特权，帮助那些没有你们那么幸运的人们。”

我们在Winchester最后的晚餐非常丰盛，我也从来没有如此酩酊大醉过。大家最后一次，同时也是第一次，唱响了校歌——这曲拉丁文的校歌只是在最后一夜才被我们知晓，因为它的主题是回家，而不是歌颂学校的伟大；但也许正是如此，这曲校歌才是最美丽动听的歌曲，它所歌颂的可不是傲慢和偏见。我们也很高兴地继承传统，共饮同一杯酒，并相约25年之后再见。

晚餐之前的颁奖典礼也同样令人愉快——特别是当你站在全体教师面前，聆听整整5分钟关于自己的溢美之词，特别是当它出自于自己所尊敬的老师之口。这真是难忘的一夜！

考完了

如果把考试造成的压力值画成张图表，那就该是张很奇怪的图：逐渐爬升到顶，然后突然降为零。周一、周二，历史经济考完，我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总体考得不错，关键是历史考得很好。考试前几天我很担心，被PAN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成“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班级”之一员，再加上从来达不到B的评分，让我不害怕也难。结果拿到考卷真是像中大奖了，英国和欧洲史都是极简单的问题，其中两道已经做过好几遍了，轻松作答。回来饭桌上人家问我考得怎样，我牛吹得有点大：“3个A都已经在手里了。”

第二天考经济，却考得不怎样，毕竟两个星期没碰经济书了；不过说实话去年也没看书，结果考出一个自己都吓一跳的高分，再加上这次的报告得分也不错，这次的考试哪怕就是不及格最后总分也能得A，所以真是不得高分要比得高分还难。

对于经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直是我出力最少，也不怎么感兴趣，却最在行的学科。这可能与我读新闻读得多有关，再白痴的人天天月月年年听到读到新闻里的“通货膨胀”、“GDP”、“贸易盈余”、“汇率”之类的东西，也会开始懂一点的，基本的经济学名词在这个经济时代早已是公众的常识了。但对我而言经济学提不起兴趣，很多人都问我大学里为何不读经济，我说现在的经济学太注重数学了；在我们这个阶段还可以，像我这样边际收入、平均收入、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之类的曲线都画不太来也照样可以靠“胡扯”（bullshit，无聊到有志于集法、医、商三学位于一身的SMW同学对于我经济作业的评价）来拿分，但到大学里可就混不过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的，大半已经都是读经济的了。至少在英国，大概10个中国学生里面8个不是读经济就是读商科（我也不懂所谓“商科”学的是什么），有点太泛滥了。我知道中国经济形式一片大好，但这样一窝蜂读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有什么意思呢，也太缺乏想象力了吧。经济学考试的那一天，跟我一起上考场的TO突然指着前面一个中国同学跟我说：“你不觉得他就是你们国家许多学生的代表人物吗？精准得像机器，却很无知。”我想想是啊，不光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包括香港、东南亚的华人学生，来英国读的科目不外乎就是经济、数学和科学。我常常取笑和我同宿舍的新加坡同学TYS对人文常识的无知，“典型的新加坡学生”，来了英国两年了连这个国家的首相是谁都不知道。可其实中国大陆的学生还不也差不多吗？可能还没到报不出布莱尔大名的地步，但很多方面也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我宁愿读点可以继续让我“胡扯”的专业吧，远离经济学，远离无聊的人。

不吐不快

刚刚给校刊写完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我的祖国辩护》（A Defence For My Motherland），一气呵成，感觉很爽。等6月底出刊后再在这里贴出来。

公共利益在哪？

重庆钉子户事件进入第二天，终于开始看到一些更多方面的报道，传统媒体毕竟还是比网络媒体更有能力深入发掘热点事件的核心。网络说到底主要功能还只是一个宣泄口，无法提供理性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这个案子的关键显然还是在于公众利益的界定，有些人硬把公众利益仅局限于政府投资的公共商品（public goods），例如马路、桥梁之类，是说不通的。公众利益是多元的，美好的城市环境、安全的房屋建筑、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当然也还有明晰的产权保护，也都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极度强调私有财产保护的美国法律，在有关强制征收的问题上，也没有如此自我设限，明确认定强制征收的土地即可由政府直接使用，也可转让给第三方做“公共用途”。此外，公共商品也未必是由政府提供的。很多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政府并没有出资，而是采取诸如BOT之类的方式，让私人投资建设；那么是否在这种私人投资的公路建设上，企业也不能向法院提出强行拆除了呢？权利说到底是没有绝对的，主张绝对权利说到底其实就是绝对自私，而纯粹的自私自利不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公众利益的界定本来就是模糊的，也许也应该模糊，这样可以按个案来处理，可能会更加公平。我们看到在美国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包括纽约世贸大楼1963年建设的时候，纽约州上诉法院支持强行拆除原址上的一百多家小商铺；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中更是援引宪法支持了地方政府动用征用权，强行征收15片私人地产用于商业开发。中美两国法律不同，但其实对法律的解释往往是相通的，因为司法体系的优越体现在对法律解释的灵活、合理，而不是法律条文的全面、死板、滴水不漏。法律的核心概念说到底还是reasonableness；在我看来（我也相信大多数理性的人，理性思考之后也应该会同意），在重庆的闹市区，轻轨站旁那么近的地皮上，一条现代化的商业街远比这样一栋陈旧简陋的危房更能促进公众利益。

当然，事情到如今我们也不能说政府、开发商、法院完全没错。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我们有理由怀疑法院是否保持了中立，屋主吴萍也向媒体指称，法院在还未听完自己的陈述的情况下，就先行裁决，而且判决书明显是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令人怀疑法官是否充分地考虑了双方的观点。即使吴萍的指控法院方面有异议，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法院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做出判决，还是牵涉到是否有充分考虑双方意见的疑虑。美国法院的判决书条理清晰，阐明了在这些案件中到底牵涉到了哪些公众利益；而我们不知道重庆法院的判决书是否也像这样详细、清晰；很有可能法官根本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写出那么好的判决。要能够灵活地解释、阐释法律，说到底还是需要高素质的法官——而这可能是中国现在最为欠缺的。

但这些程序上的瑕疵是否就赋予了败诉人抵抗判决的权利呢？我们可以争论说这个判决有问题，有程序问题，甚至整个裁决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在不同的法律学者、律师之间，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就看到，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就支持强制拆迁，而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却反对；两位都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却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这些都很正常。但是仅因为不认同法院的裁决，就公然抵制判决的执行，这才是对法律最大的藐视，而如果最后以法院为代表的国家公权力还退缩不前、默认这种抵抗，将会对法律的严肃性造成更加严重的挑战。当然判决过程可能存在许多瑕疵、不规范，但应该注意到这种“瑕疵”与真正严重的程序不正义是有区别的，这种瑕疵是长期存在于中国司法体系的问题，我们只是在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整个司法体系，而不是以基本标准要求这个做出判决的法院和法官；若以这种“瑕疵”为理由拒绝执行判决，那么很可能全中国所有的法院判决都存在这种“瑕疵”，那么都不用执行了——在涉及程序正义的问题上，我们同样要采取“reasonable”的立场，不能过分苛求法院和法官。而且，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法院的判决就不够好；毕竟对簿公堂的女主人并非法律专业出身，她自己也承认为了节省律师费从没有请过律师。在涉及拆迁这样比较专业的法律领域，她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法律知识来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应当存疑。在这点上，即使法院最后的裁决不太完整，屋主自己首先也有部分责任。

不过这个案件也折射出两个社会的进步。第一，案件的产生主要由利益引发，而不是任何空虚的、高调的所谓“理想”或意识形态（比如《物权法》争议就属于后面的范畴）。只要是利益引发的争端，就容易调解、解决，而由意识形态引发的争执，即没有意义也容易无端扩大。第二，公权力开始变得更为理性、谨慎，没有冲动地用暴力简单处理问题，至少这栋房子能够保存到现在，就说明政府对法律最低限度的尊重还在；在屋主依旧死守房屋的情况下，法院到现在都还没有强行执行裁决，而罔顾了更为重要的屋主的生命安全，这也体现了理性和克制。当然舆论也开始更为开放地讨论这个案件，虽然公众舆论所施加的压力，也往往都是负面的。

有一种活法

宽敞明亮的客厅，十几个学生在红色地毯上或躺、或坐、或依傍着松软的“豆袋”，音响里传出来的是一出意大利歌剧，旋律优美婉约。我坐在自己捷足先登占据的沙发上，面对着的是白色框架的落地窗，窗外是一片绿地、蓝天、几朵浮云和几棵已经长出新叶片的老树。虽已是下午四点，高纬度地区的太阳却还没有要下山的意 思，依然充沛但已不再耀眼的阳光直冲着我来，把窗外强烈的颜色对比衬托地更亮，把坐在我眼前的那些同学的轮廓显地更暗。

右手边是个壁炉，里面的炭灰和旁边的一把不太干净的小铲子，告诉我它不久前还烧过火。壁炉架上，是一排蜡烛。再上面的墙壁上，是一排照片，主题都是山。

再看看大部分躺在地上的同学们，一些已经闭起了眼睛，说不清是在欣赏还是在酣睡。躺在全部学生后面、背靠一个巨无霸超级大豆袋的，则是一个小脸、谢顶、大腹便便、衣冠不整的中年人。我忍不住注意到他穿的是条牛仔裤。在这个国家、这所学校、这个时间段，穿牛仔裤着实算得上是衣冠不整的了。

这个老男人就是这间房子现在的主人、我们的div老师NIPM。这堂课被放在了他的“家”里来上，他每天一个人和60个处在青春期躁动不安的男生住在一 起，管吃管住管睡还要管上大学的事儿，而他自己的儿子则住在几百米外的另一个House里，和另外59个学生一起被他的一个处境相似的同事看管着。

我看完这一切，再把头扭回正前方，看着近处远处搭配地赏心悦目的色彩：蓝色、绿色、白色、黑色、黄色、树干的陶土色，再伴着耳边的旋律，那一刻能够感受到的只有一种强烈的平静、一丝幸福的忧郁。

这当然是对生活的一种浪漫化的描述。世界、历史常常都可以被简单地二元划分：左派vs右派、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资产阶级vs无产阶级、革命vs反革命、殖民主义vs民族自决……而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也是一对常常被拿来划分世界的标准。若是如此，NIPM绝对是浪漫主义阵营的一员。他热爱诗歌、喜爱戏 剧、欣赏优美绘画和音乐胜过他赖以为生的数学公式——当然数学一直以来也就与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分不开，数学符号的完整、完美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再现的；西方第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同时也是一个神秘宗教组织的首领。

他也毫不避讳地把自己的感性放在比理性更高的位置：他对学生作业的最高评价，总是一句“我看完以后哭了”。对这个世界细致敏感的洞察力，令他有着与众不同的奇异看法，透过他的言语有如透过哈哈镜看世界，很多重点、焦点被模糊、缩小了，很多细节却被放大了。这常常让我想起王尔德或蔡康永之类的艺术家，而不是 胡适李敖之类的思想家。

这是一种与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活法；我们往往会把理性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之上，特别是在这个科学主宰一切的时代里。但理性有时候是很无聊的、很短视的、很蛮横不讲理的。我们总是会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你错我对。但有时候真理、真相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就好像是否有上帝一样，这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没有上帝都无法削弱宗教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宗教所代表的道德观、世界观、哲学观，也体现在宗教所带给我们的艺术的享受，包括宗教音乐、宗教绘画、宗教文学（英文版《圣经》是对英语文学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宗教建筑，乃至宗教仪式常常能带给我们的特殊的体验。艺术家们，以及有想象力、 创造力的人们，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早意识到，通过各种表现形式创造出来的真理，比自然形成的所谓“真理”，更绚丽，更动人。现实不比虚幻更好，更美丽，甚至更真实——好似王尔德所说的，“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但台上演的却是出烂戏。”与其如此理性地、机器人班地应付现实，不如创造环境让自己尽量长时间地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情感——无论是通过被动的阅读小说、观看演出、聆听音乐、朝拜心中的神，还是积极地创作小说、导演戏剧、谱写音乐、主持一场完美的弥撒（这 可不比导演电影容易：所选的音乐、圣经片段、布道内容、蜡烛、面包、酒、服装，以及如何配合参与其中的人、建筑、彩绘玻璃等等，一个牧师办一场礼拜，犹如导演一出舞台剧一样）。面对现实？尽量避免吧。浪漫可能确实像鸦片，但若已经准备好接受快乐的副作用，那也就无所谓了。

耳边的音乐还没结束，我也实在不想让它结束。再看看墙上的那一排照片，那一座座山峰，想起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句话。我一直都是喜欢大川胜过大山的，但现在看看，这些山也有它们独特的魅力。

说说话，哪来多权利？

网上有人在炮轰所谓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炮轰得很对，虽然理由没有讲得很清楚。

这句话与早些年许多的革命口号一样，看着让人起鸡皮疙瘩。当然这不是巧合，它们都是师出同门的。让很多英国同学说起来，这些玩意儿、这些口号都是该死的法国佬闲着没事闹革命流血当成玩的时候想出来的废话、大话。

首先我们当然会质疑这句话有多大的真实性，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为别人的权利去送死，也不会等着让别人冒死来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且谈权利一上来就搞到要死要活，这权利也太恐怖了一点。

但更大的问题是，大多数人引用这句话时，都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网上两个人吵开了，就开始滥用这句话了，好像是在表达自己有多大度似的。很多人也会拿这句话来当挡箭牌。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权利有关吗？你说什么话，我再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反对、嘲讽、蔑视、敌视、仇视乃至虎视眈眈，又如何在任何程度上侵犯到了你的权利？我讲我的，你说你的，谁干涉到谁的权利了？

即使是你的言论被删除了，乃至被封帐号了，也不涉及到什么权利不权利的问题。看似公共领域的网络，其实都是私人领地，网管看你不爽，凭什么让你占用他的硬盘容量、宽带，发表一些谬论？我请你到我家，说到什么事情让我不开心，我也当然有权利让你闭嘴，或者轰你出去。就算是报纸杂志也还有选择刊发读者来信的权利呢。

一个网站、一家报纸、乃至在一小块私人占地上限制言论，根本不涉及什么权利问题。只有当公共舆论平台被侵犯的时候，才有权利问题的产生。一家报纸、一家网站都构不成公共舆论平台的整体；《卫报》不发表的右派文章，只要写得够好，《每日邮报》或《泰晤士报》也会发表，任何感兴趣的人很方便地就可以读到。若你写得不好，没有地方要让你发表，那也不是权利不权利的问题，只能怪你自己不够优秀。自由本来就是一个与平等相对立的概念。除非一个人在少数极端的情况下，例如被剥夺了在公众前发表言论的机会，而这个人本来应该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关注，才算得上权利被侵害。绝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权利根本不是问题。除了政府，基本上没什么个人或组织有能力来剥夺这种权利。誓死捍卫一个已经拥有的、天然而成的东西，不是空话、不是笑话，是什么？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把一切人与人间的关系都简化成权利的对峙，自由的摩擦。权利应该是一个发生在个人与政府关系之间的概念，人与人之间哪来什么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的纠缠？我让我家的客人闭嘴，这根本不涉及任何人的权利；但这样做可能涉及到人际关系的和睦、感情、友情乃至面子等等。你可以说这样做不太明智，甚至不对，但这可绝不是因为什么权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