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发财·八

上Div课时，谈到一个香港同学的作业，里面说到他家里的家具摆设是如何按照风水先生的建议来安排的，那些英国人都听得大笑，有些干脆大叫这实在是“迷信扯蛋”。NIPM又讲到他宿舍里的一个新加坡学生，妈妈来探视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正上方就是一根横梁，立马下令转动床的位置，说这样容易得病，大家听了又是一阵爆笑。

我感到有些难过，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自我封闭，导致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印象，大多来自于香港以及海外的华人。不能说这些华人没有成就，但必须承认，从香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移民到西方的华侨，文化素质较低，而且这些地方本身就处于中国的边陲地带，离开正统中华文化较远。再加上这些华侨往往都从事一些小本经营的商业活动，受教育程度也不高，所以带到西方的许多风俗习惯，也都是很低俗的，而且非常重商、重财。这给外国人的一个印象就是，中国人都还相信风水黄历，崇尚金钱。要知道，现在老外最会讲的一句中国话，不是“你好”之类，而是“恭喜发财”；每逢中国年，尽碰到有人跟我说“恭喜发财”。

现在在读的《最后的贵族》，让我更加了解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气节和修养，以及他们所玩弄的东西，像字画、京剧之类，这些才是真正优秀的中华文化，可惜现在却越来越式微了。据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被定在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08分，我听着总觉得有些变扭。洋人以偏概全地解释中国文化，中国人到头来却又来讨好老外，迎合外国人心目中对中国文化肤浅的认知。现在地球人都以为“8”就是中国人喜欢的数字，实在是误解。香港人确实喜欢“8”，喜欢它的谐音；但大陆人对“8”的爱好，也是90年代才从海外传入的。而现在，中国人硬是把8当成自己的一个文化符号，实在太无聊、太肤浅了。过去的误解已经造成，现在国门打开之后，应该更多地输出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华，再拿这些比较低俗的玩意儿来取乐别人，实在很可惜。

禁书即成畅销书

周末去伦敦之前，就在网上看到了章诒和女士的声明，她的第三本书《伶人往事》连同其他七本书一起被禁了。

这再让我想起了前阵子热卖的《往事并不如烟》。其实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在新加坡，书店里就看到过这本书，当时大概是因为电视报纸上有相关的报道，所以我脑子里有点印象，但不知道这书是说啥的，也懒得去翻看，就一直没买，直到到了英国之后，才得知这本书的情况，想买而买不到了。

这次再次勾起我的回忆，于是周六在Piccadilly逛完英文书店出来，就走到唐人街，看到一家叫光华书店的，进去找找这本书。书店里的中文书都以大陆出版的为多，也都不是什么很好的书，但我却意外地找到了两本《最后的贵族》，这是在香港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未删节的。看一看价格，却让人吓一跳，竟要20英镑，是原价的3倍。但想了想，还是买下了。现在不买，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再会看到，到那时可能这本书也撤架了。

回来后，昨天晚上才开始有时间翻看，一看上就放不下，昨晚今早已经看掉一半。有人说这是近50年来写得最好的文学作品，我不清楚，但写得确实很不错。很喜欢这种类似历史文学或报告文学之类的文体，即有历史价值，却又有文学的笔调，易读，比历史书强多了。

要不知道禁书的新闻，这本书我是肯定不会买的，伦敦中文书店极少，上海又买不到，以后有机会买时可能早忘了。所以要拜禁书之赐啊！所以这年头，还大张旗鼓地查禁书，实在是挺蠢的；不是以前，这种事情没人知道，现在消息都传得快，哪些书一禁，立马成畅销书。昨天查当当网，被禁的八本书都已经卖完了。禁人家书，等于在帮人家做广告嘛。

思维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

这是哲学家康德最著名的一句名言，可能说出了深埋在大多数人心中的好奇：到底是什么创造了广袤浩翰的宇宙，又是什么形成了人的睿智思维？

科学家们对前一个问题的理解，远超出后者：从爱因斯坦开始，时间和空间的绝对已经被打破，时间和空间甚至可以互换；天文学的进展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虽比不上物理、化学、生物等其他自然科学，却也有着长足的进步。差不多40年前，人类竟已经登上月球（这是直到今天还令人惊叹的伟绩，以致许久以来一直有人质疑此事件的真实性）；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对太阳系内其他的行星进行探索，而太空望远镜更是能看到数百亿光年外、数百亿年前的宇宙。

可对人类大脑的探究，却并没有多少进展。人是怎么会有意识的，如何会思考的？我们往往在探讨人的自由意志时，却忽略了这一切的大前提：如果我们没有意识，没有思维能力，就根本不会出现自由意识的问题。如果真如一些科学家所言，人与世界其他生物一样，只是一群无意识、无意义原子、电子碰撞的结果，那么主宰这个世界的就只是概率；那么人的自主意识，是如何从这些无意义的碰撞中产生的呢？

自从20世纪中叶计算机诞生以来，许多科学家就尝试着设计出拥有真正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今天的计算机运算能力已经是以前的数千倍、数万倍，十年前一台名叫“深蓝”的IBM超级计算机已经能够战胜人类最杰出的象棋大师。然而，真正的人工智能还远没有诞生。事实上，我相信这些以电子元件和集成电路芯片为原件的计算机，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智能。

计算机能够战胜象棋大师，只是证明了它的运算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地。计算机能够模拟出可能是上亿步棋的走法，然后选择最佳战略——这一切只有在有着规则制约、有限空间的象棋黑白世界中实现。当然，除了象棋，其他一切的棋牌游戏乃至需要战略规划的对抗体育项目——围棋、桥牌、板球、足球、篮球……——都可能在未来由计算机，或机器人所主宰。人类所创造出的游戏，总是有一定的规则、规律可循，只要教会了计算机这些规则规律，它就能够凭借着远超过人类大脑的运算速度和惊人记忆力，超越它的创造者。

但人类思维能力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并不只是逻辑推演能力，更重要的是由创造思维的能力。人脑可以创造规则，从原有的规律基础上，归纳创造出新的系统。这种创造力不仅仅体现在文化艺术上，也还体现在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时，创造性地找出，或更确切地说，发明问题的解答。太阳底下也许没有新鲜事，可通过对原有知识的重新组合，我们却又能创造出新的东西。所有东西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都是能够在地球上找到的，却只有人类通过创造性的组合，利用它们创造出了无数新的发明。然而电脑所缺乏的，就是这种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理性在康德看来是人类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人类通过理性联系在了一起，理性的真理应该是普世的、可以引起共鸣的。然而如果理性只是指逻辑思维能力，在一个小的框架下按部就班进行推演比较的能力，那么这种理性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人类理性的更高价值，应该在于观察、归纳以及最终创造的能力。

老美急了

这两天国际媒体竞相报道的一条消息，就是美国国防部透露，近期侦测到中国利用长程精准弹道导弹技术，通过所携带的“动能攻击载体”，在800公里的地球轨道上摧毁了一颗太空低轨的老旧卫星。美国国防部大声叫着要中方解释，还表示反对，称这会引起“太空武器竞赛”——虽然他们自己一直以来在国际上都是外太空非军事化唯一的反对国。

哈哈，此乃“点穴术”是也——老美化几千亿搞出来的导弹防御计划，针对的就是中俄；防线都拉到日本韩国台湾了，想在家门口就把中国人看住。未料还没能用上这枚“金盾”，竟然被中国人掐住软肋。你再厉害的导弹防御，都还要靠卫星定位吧？都还要靠卫星传送信息吧？中国人先把你卫星给废了，导弹防御就是堆废铁，拽啥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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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轮回

看过此书，就体会到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确实有其魅力。与太多拘泥于小节，长篇累赘不厌其烦花上几百页几百页的篇幅来探讨某一历史小节问题的传统学术历史书比起来，《万历十五年》扣人心弦地多了，几乎可以当小说看。但即使如此，书里面所探讨的问题却又十分深刻而全面——从一滴水中也许可以看到大洋，可你只有真正面对海洋时，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它的力量。历史或许也是这样：越是细致地深入去探讨每个单一事件的背景、形成、经过、发展、终结与影响，不如从宏观入手，更能一眼洞察出问题的症结。

虽然全书是以1587年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两个首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了），一个正二品高官，一个高级武官，一个十分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主线来铺成展开的，作者在书中所批判的，却不是任何一个个人，而是整个庞大臃肿保守而陈旧的文官体制，以及当时儒家传统之下的整个中国社会。这六个人可能正好代表了这个体制下、这个社会中的六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六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六个人都算得上是今天人们口中的精英，都有变革维新的意识和雄心，也都身处高位手握大权，可最后也都不得不退缩，要么向强大的体制投降，要么撞个头破血流还无功而返。一个处于巅峰的文明，是不需要，不欢迎，也不会善待改革者的。

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其实也说不出明朝的体制，在理论上有什么错误：这是一个尊重贤能、追求和平、崇尚温和与妥协的体制，把道德当作行为处事的规范加以遵守，把知识当作个人能力的评断标准。即使硬要套上今日对国家政府运转的要求来看，万历年间的中国也不那么落后：十几天前才刚刚生效的中央对死刑的复核审查制度，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实施了；虽然明文法条不健全，但说实话英美的普通法制度其实也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三十多年前中国还有一个人能够呼风唤雨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可万历皇帝却已经无法为所欲为，而甚至在偏爱哪个妃子之类的私人事务上，都必须受到大臣们的牵制。用后记的作者欧蒲台（John Updike）的话来说，是成功害了中国。

这也许就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宿命：无论多么得成功和完善，文明终究有衰落的那一天——欧蒲台在后记中，也无不警示地提醒他的美国读者，建筑在一个完全相反的价值体系之上的美国，也许也正走在衰落的道路上。当儒家文化体制发展到16世纪，它已经登峰造极，彻底地定型了。曾经铸造过辉煌的这个文化，这个体制，一旦发展到了极致，就成了制约和继续推动文明前进的绊脚石。中国之后400年的败局，在其文明最巅峰的万历年间就已经悄悄地开启了一次盛极而衰的轮回。

自由就是奢侈品

上课的时候谈到了毒品的问题，老师一番“把吸毒的人都抓起来治罪，是对自由的侵犯”的言论，竟被全体学生挞伐：毒品有害，立法禁止理所当然啊！

在英国碰到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好笑了：老师比学生还激进，还强调自由，难不成是70年代颓废运动给这帮西方中年人留下的印记？

我一听到这争议，直觉上就认为把吸毒者抓起来，把吸毒当成一项罪行，是有问题的——吸毒并未伤害到别人，没有惩罚的道理。可再一想，不对呀，那林则徐销烟是销错了？英国海盗当年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向中国人卖鸦片，就对啦？为什么吸毒在自由主义高涨的今天，在绝大多数国家却依然是项刑事罪行呢？

在听了大家更深入的讨论之后，终于想通了。像老师所说的，鸦片、海洛因、吗啡之类的毒品，在19世纪末刚出现时就非常普遍，伦敦城内大街小巷布满了鸦片馆，医生也常把吗啡之类的东西当镇定剂、安眠药来使用，甚至维多利亚女王每天也要服用吗啡才能入睡。但后来此类毒品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出来，之后就被立法禁止，吸食服用此类药物也成了非法。我想当初立法强行禁止的初衷，也是因为药物滥用已经过度泛滥，不采取强制措施无法消除负面的社会影响。所以林则徐也要销烟：不这样当机立断，就会让毒品泛滥成灾，不可收拾。

但今天情况已经不同。毒品的危害深入人心，几乎成了常识。如果今天还有谁要吸食毒品，绝不是出于无知，而是自甘堕落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要尊重个人的选择，哪怕是选择堕落的权利。吸食毒品只会对吸食者本人造成危害，很少对第三者造成伤害，所以不应该拿来治罪，毒品应该合法化。今天和过去的情况不同就在于，毒品泛滥到一定程度，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太多人沉溺于此，社会停顿，经济停滞，治安恶化，这时就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否则即使是无关的人也会遭殃。但当它是一个小范围内的问题时，对社会的伤害微乎其微（程度可能跟酗酒一样；会有诸如酒醉驾车之类的危险，但不到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来完全取缔），那就不应该被干涉。

然而，如果因为开放，今后毒品再度泛滥的话，则政府有权也有义务重新立法禁止。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只能说人类太愚蠢了，今日荷兰开放毒品，也没见因毒品而出什么大乱子的。

所以啊，自由这东西说到底还是奢侈品，只有在不会出大乱子的情况下，才可赋予大家。

草根又怎样？

近些年一个挺热的词，叫“草根”，大意就是默默无名的平头百姓。一个很广泛的看法是，由于有了互联网，或者说有了叫Web 2.0的玩意儿，草根有了发言平台，能够抢去精英们的言论霸权，能够自己发声了。Blog当然是草根们重要的舆论平台，所以去年新浪一推出“名人博客”，就在一定范围内被人骂死：博客是咱草根们玩的东西，精英名人们离远点儿！

这年头，还要硬把人分成“草根”、“精英”两个阶层，实在是挺无聊的。精英是谁？无非就是有些名气的，有些钱的，能够上媒体的；其余的人，都是所谓“草根”。问题在于，草根精英根本不是阶级之分，草根随时可以出名变精英，精英也可被遗忘而变草根。优秀的人，写写博客也会变精英——就是出名，比如成了TIME年度人物代表人物之一的带三表；他的Blog那么多人读，一个人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不算精英算什么？

而且，Blog如果可以被认为是新媒体的话——这点上还要存疑，阿忆说得好：把Blog当书出版，是对书的侮辱！——其价值在于迅速提供大量不同的经验和观点。草根们当然能够提供许多信息，可精英们的生活经验也非常有价值，甚至更有价值——毕竟他们的生活体验与大多数人比起来是更为特别的。至于知名学者、专家们提出的观点，更是比99%的Blogger们有意思、有意义。当然里面也有一些让人发笑的言论，可也正因为他们知名，我们才发笑；同样一句话让一个草根说出来，没几个人会去嘲笑人家吧？

所以说到底，不断标榜自己是“草根”，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与其带着醋意仇视/藐视/鄙视“精英”们，不如好好去看看别人到底有什么长处，学一点吧。

基督在哪

压根没料到新年的第一场礼拜的第一次校长发言是如此开头的：

“今天的《圣经》选读，是以赛亚书第62章第1段（Isaiah 62:1），它是这么开始的：‘我因锡安必不静默， 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For Zion's sake I will not be silent, for Jerusalem's sake I will not be quiet...'）。今天，我也无法保持静默，为了锡安不能静默……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证过如此可怕的作为……如果人们会记住什么，那就是萨达姆·侯赛因在面对死亡，面对最后的嘲弄，面对绞架时，所表现出的镇定和尊严……将这个人带上绞刑架的那个政府，以及建立起这个政府的人们——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英国人——应该为这场反人道的罪行承担责任。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虚假审判（show trial），其结果决不是对正义的实现……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在今后以你们的方式影响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和我一样，记住并厌恶类似的行径……”

我并不反对死刑，虽然不喜欢美国人在中东的作为，不希望看到美军任何的胜利，但对于萨达姆之死却也没有太多感觉——萨达姆早年是个战士，可后来被权力所腐化也是事实，不然怎会一枪不发就临阵脱逃了呢。可今天一个西方人，一个坚决反对萨达姆·侯赛因所代表的一切的人，却在教堂里如此慷慨激昂地批判对萨达姆的处置，批判死刑的罪恶。

立即联想到的，是国内自由主义者们的鼓掌与叫好。有点想通了为什么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就有点面目可憎：自由主义作为对于西方专制历史的反动，是西方文明的一根支柱。但那个文明的另一根支柱，却是中国右派愤青们所不理解甚至鄙视的基督教传统。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基督教却强调社会群体，自由主义强调权利，基督教强调博爱和平等。前者激进，后者却扮演者缓冲、保守、稳定的角色，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会酿成法国大革命式的悲剧。当政客们被胜利冲昏大脑，开始叫嚣着索要对手的头颅时，牧师学者却在教堂里、讲坛上呼唤理性、重提理想。以信仰为本质的宗教，实际却发挥着理性的作用。

基督教还是对自由主义自私自利的补偿。自由主义者善用貌似理性的逻辑告诉你，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事，世界就会天下太平。基督教却用感性的布道，鼓励互帮互助，结社组党来发挥团体的力量。

从德国崛起看到的

《大国崛起》看到德国，是最让我感动的。这个本是欧洲最不幸的国家，在100年的时间里，不但完成了近乎不可能的国家统一，而且还迅速崛起，成为主宰欧洲的霸主和世界工业强国。她的成功，对于中国的借鉴作用也是最大的，超越英国和美国。

德国的崛起离不开伟人俾斯麦，离不开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这忽然让我想到，也许自由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奢侈品，只有已经完成了变革的人民才可能享有。回首过去，除了英美，还想不起哪个大国的崛起，不是依靠庞大、有效的政府所规划主导的：德国、日本、俄罗斯，无不如此。甚至英国的强盛，很大部分也依靠了国家的军事机器——没有海外的殖民征服，英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也不会保持那么久。中国也是在走这条国家主导的强国道路：表面上的政经社会松绑，其实体现出来的正是更为有效的国家监管与规划，这在本质上与自由主义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用共产党自己的话来说，现在是在“转换政府职能”，而不是彻底撒手不管了。

还有一点感想是最后看到勃兰特（Willy Brandt）下跪所想到的。勃兰特的一跪，在德国其实并不受欢迎；但这一跪从道理上来讲是应该的。希特勒是德国人自己民主选举出来的，他干的坏事就等于是受到了德国老百姓支持的，所以德国人也应该负上连带的道义责任。在我看来这很公平：民主让人民做主，那么就应该自作自受，负上连带责任，当然也可以享受连带的好处。联想到今天的台湾：陈水扁是台湾人两次民主选出来并多次通过其他选举肯定的，他今天所干的坏事，台湾人也就要自己概括承受。只是，自己人对自己人所犯的罪行，今后是不会有人来给你道歉、补偿的。

舆论导向

记得《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谈的是中国的网民。该文作者把一个典型的中国网民描绘为“月收入低于1,500元还没有工作的在校男学生”。我也曾看到过豆瓣上的一个调查，结果虽然谁都猜得到，可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投票的网民中，宣称自己年龄超过30岁的，还不到30%。而豆瓣还算得上是一个面向高端人群的网站，理应有比较高比例的年长网民群。

这些数据当然解释了中文网络世界为何充斥着非理性的叫嚣和过激言论。然而与之相随的同时却是互联网社群对现实社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政府部门、权力机关、各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明星官员各界社会名流，都情愿或不情愿地越来越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乃至摆布。这种现象在许多人看来可能算得上是一种进步：言论更为自由，无论政府如何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控制网络言论，互联网上的讨论总是要更为自由的。而网络影响力的扩大，也意味着这些自由的言论，不会都仅仅只是发泄性的、毫无实际作用的。

很多情况下这种看法并没有错。我们不能忘记，许许多多推动着社会进步的号角，都是在网络上最早吹响的，2003年的孙志刚之死和因此导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都是通过网络而让社会大众知晓、让制度改革。除了大量不负责任的、无意义的宣泄性言论外，网络上也有许多理性的、建设性的深刻文章。

然而要承认到的是，网络舆论的大部分都还是不成熟的、非理性的，而且往往有压制作用。自由往往需要有强权来保护和维系，否则就会走向无序乃至暴力；言论自由也是这样：某种言论取得强势地位之后，会打击到其他观点的流传。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房价问题：互联网上现在几乎看不到理性探讨房价问题的文章，偶尔出现一些为高房价辩护的声音，立刻被淹没在口水的汪洋大海之中。

曾经看过一本书，叫《言论自由的反讽》，讨论的就是这种所谓言论的“沉寂化”效应。作者——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认为，为了保证言论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国家应当积极介入，不仅仅消极地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更应在某些时刻“培育那些本来可能销声匿迹的言论”。

其实国家培育言论的行为，在许多国家都十分常见。中国政府有一个常用的专有名词，“舆论导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国家往往通过国有且国营的媒体，宣传施政方向，解释具体的方针政策。但在网络上，政府的舆论导向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说几乎为零。国外许多媒体报道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网络警察队伍；中国对于互联网的监管也被公认为是最深入全面的。但这种监管控制往往是一种消极管理，建构庞大的防火墙阻挡某些“有害”信息流入，对国内网站则进行注册登记管理，设置关键词过滤系统等，具体作为都是在阻止某些言论的出现，因此引起争议。

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未必一定错：混乱的言论环境确实可能造成伤害，有心人士的蓄意煽动、鼓吹，积少成多后确有可能造成失控的局面。但一味消极地控制言论，在发言成本如此低廉的网络时代犹如螳臂当车，不可能有效，还会在言论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背负上一个坏的名声。与其如此，不如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参与到这个庞大的言论、观点的自由市场，发出政府、官方的声音，给出政府方面的理由；在无关行政部门的事件中遇到非理性的声浪，也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扶植较弱但可能更为正确的言论。比如，政府官员可以开设博客，亲自参与有关公共议题的社会讨论。非理性的声音永远也消灭不干净永远也压制不下去，——而且被强压下去反而更危险，火上浇油——对付它们的唯一办法是给出更好的言论产品出来，通过竞争夺回舆论空间。

未来属于中国

本月的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封面文章刊出的是英国两位经济学家Will Hutton和Lord Meghnad Desai有关中国问题的信函辩论，双方的观点南辕北辙，言辞尖锐，也很少有交集。就杂志编辑的处理来说，看起来是倾向于Will Hutton的观点的：他们封面上起的标题是False Dawn: Does the Future Really Belong to China?（虚假的曙光：未来真的属于中国吗？）

当然在我看来，Lord Desai的主题思想一针见血地点破了Will Hutton，以及今天西方世界中大多数反华知识分子的软肋。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最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西方式的发展道路——“there is only one road to capitalism—the western one—and only one political system—ours.”

Lord Desai对中国的理解也十分深刻；当他的对手和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府的观念还停留在一个“列宁式的中央极权政府”这样一种陈旧过时的看法时，他已经精明地发现，在中央集权外表下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松散的，地方自治的政治实体——正如任何实行市场经济而又拥有庞大国土的政治实体一样：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拥有实权，能够抵抗中央的命令，自顾自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也不仅仅是一个只有一个声音的国家：一旦政府放弃了无法持久的极度高压管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左中右各种杂声——“China is not monolithic. It is just not a liberal democracy along Anglo-Saxon lines.”中国的政府可能会封锁一些国外网站，可能会禁止一些书籍的出版，可能会向老百姓灌输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思想和历史观，但13亿人的思想不可能都那么轻易地就被统一起来——就算是毛泽东，翻天覆地地全国搞政治运动，也只能持续三四年。

Lord Desai在去年曾经到我们学校来演讲，当时他谈的是英国经济在80年代的复苏。在所有到过我校的演讲者中，Lord Desai留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他并不是一个能够抓住听众注意力的演讲者，演讲还未进入后半段就已经开始让人感到无聊了。但他对于中国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的理解，却是极其深刻的。虽然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但其出生第三世界的背景，相信对于这种深刻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帮助。

西方世界的偏见，来源于他们对于非西方文明的无知：当数千万中国学生都在学习英语和其他各种拉丁语言时，当数百万中国学生在西方留学时，又有多少西方人能够真正掌握非拉丁文字语言，能够理解东方的、阿拉伯的、非洲的、甚至是拉美的历史呢？不要谈东南亚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或者韩国的经济成就，即使是日本的经济成长道路和强国的发展模式，又有多少西方人知晓呢？西方的话语霸权，其实在长远来说，伤害的是西方国家自己——这为他们带来了无知与傲慢：任何一个中国人今天只要愿意，就可以轻松地从大量西方媒体那里取得有关西方世界最深入、全方位的报道与分析，可对于西方人来说，在缺乏足够媒体报道（当然不算那些同一视角的、重复的、永远带有浓厚西方观点的现有的中国报道）的情况下，要全面地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何等的困难啊（与之比起来，穿越GFW实在是小事一桩）！

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改变这种话语霸权现象。毕竟在中国之前，亚非拉世界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挑战这种西方垄断。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成功，只是特例，这些国家绝无挑战现行制度的能力，只能尽量融入现行国际体制。中国则是第一个（重新）崛起的大国，第一个可能真正挑战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思维模式的国家。陈旧、自满的思维模式，恐怕可能正是衰败的开端和标志。在这一点上，Lord Desai在结尾处的一番历史比较是十分有趣的：18世纪的伏尔泰，以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法国更开化的国家，今天许多中国人也认为西方国家是我们唯一的发展楷模。双方可能都没错——18世纪的中国正处康乾盛世，今天的西方世界也绝对是地球上最为先进的文明——但今天的我们，很有可能就像当年的伏尔泰那样，都低估了自己国家的成就、价值和潜力。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only two tragedies. One is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and the other is getting it.

走过剑桥

刚回校不久，就得知了一个前几天几乎没怎么考虑过、为之准备过的消息：剑桥竟然会不要我。

虽然老师很仔细地指出，我还没有被彻底拒绝，按往年惯例还存在着四分之一的机会；但对我来说，没有能够进入我衷心的三一学院，就算是其他哪个听都没听到过的学院要录取我，意义对我也不会那么大——选三一，就是因为它是最“剑桥”的学院啊。

被拒绝的滋味论谁都不会好受，但对我而言可能不是因为对自信心的打击。我当然不会将任何人对自己的不认可，看作是自己水准不高的佐证——事前我还不断鼓励自己，万一真的被拒，不要被这种情绪所笼罩；但真的得知消息后，反而从未有过这种想法。真正的痛苦在于无法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在剑桥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里读书的梦想。所以这种痛苦更像是无法得到自己所爱的东西的痛苦。

我是在真正到了Winchester后，才爱上这所学校的；而我是在真正被剑桥接受以前，就爱上剑桥了的——这才是悲剧所在。可能受到了太多的对剑桥浪漫化的描述，和我自己第一次去剑桥时所接触到的动人风貌的影响，剑桥一直就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大学——最优秀的老师、最优秀的学生、最美丽的自然风景、最美丽的建筑、最有趣的历史，竟然都聚集在这里。被拒绝，就意味着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自己心中的一个梦想，而没有什么能够补偿这种缺憾。

这种无法弥补的伤痛，是最难受的——如果我只是因为自己不被认可而难过，那么许多东西能够立即弥补：他人的赞美、其他学校对自己的认可、考试成绩……但是为了无法得到一种一直就想要拥有——而且一直认为能够拥有——的experience而难过，那就真的很难很难弥补了——就算今天哈佛录取我，也无法弥补。

真正能够抚平伤口的，也许就是让自己放弃那种对剑桥的浪漫化遐想，走出对一个自己从来不曾拥有——因此不可能知道确切涵义——的经历的迷恋。但现在，这还很难做到。

读报

很久没有好好读过一份中国的报刊了，趁买面包的机会，在便利店里抓了一份《南方周末》，07年新年特刊，也是06年的最后一刊。

读完之后，真的对当今的中国传媒肃然起敬。通过网络了解到的中国媒体，总是那么不讨人喜欢，总是爱炒作一些无聊的话题，另加翻译一些外国媒体往往带有很深偏见的报道。但一份完完整整的《南方周末》，能让人思考，让人感动，也让人赞叹。完全没有无聊的武断的网络语言，没有幼稚的空想式的评论，却有理性的平和的语气，感人的真挚的报道。

我没有能力评判《南方周末》和国外顶尖媒体的差别优劣，但至少就两者对于中国这一主题的报道来说，我确信本土的许多优秀媒体就远远超越那些响当当的国际媒体——当这些大牌媒体安插在中国的记者们连中文都还不会说的时候，应当令人惊奇又担心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是只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有关中国的一切消息。还有，对于我来说，中国的报刊在报道角度和取向上毕竟让人更舒服一些——用一位南方周末记者文中的一个词，这些报道毕竟都是以站在“祖国”的立场上，所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