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变与不变

看完这部Another Country，又让我回想和向往起那种被中世纪建筑、回廊和绿色草地包围的英式生活。英国人在某些方面是非常非常传统固执的：当看到电影开头的那段I Vow To Thee, My Country的合唱，从歌词、曲调、牧师的祷告诗词、学生的排列、学生老师及唱诗班的衣着，以致到人的发型（当然还有那学院的建筑和环境），都让我忍不住地惊叹，怎么会和自己亲眼看到过、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仪式一模一样！

当然也不能说英国人这70多年来就一点没改变。比较一下电影里的那所Public School和今天的英国“Independent school”，就会发现许多差别。最大的改变当然是学校管理方式的变化。英国的那些公学开创于中世纪，鼎盛于维多利亚时期，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几百年里基本上都是学生自治（和牛津、剑桥的大学一样），学校的老师只负责教学，平时的纪律和惩处都由高年级生负责。在那个时代，一个Eton或者Winchester的数学或者拉丁文老师，地位和身份基本上与牛津剑桥的教授没有什么差别，做的工作也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教课、做研究、写文章而已。当然到了今天，Prefects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这些学校里的老师也不只再负责授课，也要开始全方面地负责学生的纪律和生活起居等问题。能当上Eton校长的也不再是有成就的学者，而总是有经验的教育家。

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这些寄宿制男校里的风气。三十年代的英国，青年男女间的性别隔离还比较严重，整天被关在一起生活学习又很少有机会接触异性的男生们之间，非常容易产生同性间的爱恋；同性恋一方面不被社会大众接受，一方面在宿舍里却又非常普遍。再加上青年人的叛逆以及英国人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对古希腊文明的向往和推崇，这种公开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被认可和接受的——难怪在学校发生丑闻、被发现偷尝禁果的那名男生上吊自杀后，Guy会评价说“一般的老师都应该知道更衣室里的秘密；只有没上过公学的老师会多管闲事地推开门去一探究竟。”

七十年后的今天，更衣室里已经不再有秘密，社会风气的开放加上学校给予的更大的自由，让压抑的性冲动有了正常的发泄管道。今天的英国寄宿学校里，“同性恋”（faggot）几乎是最肮脏的粗话，只有学生会因为和女朋友过夜被开除的，而不会有人会像Guy那样因为是同性恋而被处分。英国社会的这种转变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同性恋在70年前不被公开接受，甚至是一种刑事罪行（王尔德还因此坐牢），但在私下却是一种被广泛默认的行为；而在70年后的今天，同性恋已经不再受到公开的排斥，大学校园里甚至建立起了同性恋的团体，可在私底下却反而不再受到许可和推崇——至少在年轻人当中。

然而这部电影的主轴，以及所要探讨的那些主题，不仅仅只是同性恋，而是这七十年来英国知识分子们始终都最喜欢的那几个：阶级、忠诚、政治妥协，以及个人与社会群体间的关系——个人如何在一个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社会又该如何来包容那些格格不入的人。这些主题每一个都非常有趣，拿阶级来说，中国观众也许不太能理解这个问题在英国的敏感度，因为这个国家直到今天还是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划分的：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光从说话的口音里往往就能判断出别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这在社会阶级被文革完全颠覆了的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又比如忠诚，可能在三十年代的英国，对国家、对君主的效忠还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更是一个绅士必备的品质，像Judd这样的叛逆分子还是极少数。但到二战结束、英帝国瓦解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乃至君主贵族体系都受到最普遍和广泛的批判，以致于让今天的英国人不太敢也不太愿意像美国人那样过度地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片头的那个老去的Guy点出的那句评语——“Treason to what, loyalty to whom, this is what really matters.”——其实也是今天许多英国人感到困惑的：他们曾经效忠的那个帝国不但已经瓦解，而且被证明是邪恶的；他们曾经膜拜的那些君主虽然仍在，却早已走下神坛，成了八卦小报的谈资而已。连带的，忠诚和爱国似乎也成了应该批判的价值观。

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电影后半部中刻画的政治斗争和妥协，这可能才是电影最深刻的主题。为了不让最古板、最严厉、最受众人痛恨的Fowler留下来再当一年的年级长，一方面反叛的Judd在Guy的劝说下放弃了自己“反对阶级压迫”的信条，同意出任Prefect；另一方面现任的年级长以利益交换的方式留住了原本打算离开的Devenish，这样一来最终被伤害到的居然是Guy，因为那交换出去的利益（成为学生精英团体“Gods”的一员）原本是属于他的。Guy当然非常愤怒和伤心，因为他发现英国的阶级利益集团是非常虚伪、无情而又排斥异己的，当他一旦把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太公开地展示出来后，就只会受到冷落和排挤，虽然他做的事许多其他学生也干过，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利益交换、讨价还价和妥协，却又是英国人几百年来最热爱也最推崇的政治操作手段。我们应该注意到，整部电影里那个年级长的形象并没有被刻画地像Fowler那样不堪，反而还显得比较成熟和冷静；英国观众也许会同情Guy，却未必会责怪年级长，因为他毕竟成功地达成了最重要的那个目的：避免让Fowler继任年级长。反而是满口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空想的Judd，以及那个年老后衣装不整、房间里挂着列宁画像的Guy，让人感觉有些可笑和不适。这应该也是这七十年来英国人没有改变过的、最根本的信仰，即妥协和交换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像Guy这样极端个人主义、不愿为自己的行为盖上一层伪装以来满足社会观感的人生，在英国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群体化的社会中就必定会是一场悲剧，因为这样格格不入的人必定缺少群体的支援，也必定会是在社会中最早被牺牲掉的那一个。

更重要的真实

从小看书，就更喜欢读历史、纪实类作品，胜过小说、文学作品。除了少数比如福尔摩斯之类侦探悬疑系列的小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有耐心看完一本小说，或是搞清楚里面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对我来说，似乎再枯燥的史学著作——比如那本500多页的布满各种统计数字的《英国工业革命史》，都要强过《雾都孤儿》之类的文学作品。

但似乎是从去年的暑假开始，我发现自己开始对小说着迷了，竟看完了《悲惨世界》和《安娜•卡列尼娜》两本巨著，其中对前一本还特别着迷。今年暑假又看完了《约翰•克里斯多夫》和《战争与和平》。当然，阅读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还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对所谓的文学名著提不起兴趣，一部分原因也是在于搞不太清楚故事所发生的时代、文化背景。没有一点对法国大革命的基本了解，确实很难理解《悲惨世界》，以及雨果在这里面大段大段的对这场革命的评论。不了解拿破仑的一点生平事迹，也会很难理解为何在《战争与和平》里，拿破仑全欧洲的死敌们会对这个枭雄怀着既痛恨又赞叹、既鄙视又崇拜的复杂心情。

不过我觉得自己喜欢上看小说（特别是那些经典的文学名著），最重要的一点还不是在于自己终于能够理解这些复杂的故事了。我算是一个比较实际、不太善于幻想的人，所以一直以来也就更喜欢一些更真实确切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过程，对我的吸引力一定超过一个虚构出来的故事。但我却越来越发现，在小说中同样能够发掘出所谓的真实，而且这种真实也许是更深层次的真实。

历史看似能够给出确切的真相，其实真正能够很确定的历史真相往往是很琐碎、很拘泥于细节的。而在真正重大的历史问题上，却也未必有什么真相——学者们永远会喋喋不休地提出各种理论来解释某个历史事件，而不会给出一个固定的解答。举个例子来说，历史学家也许可以考据出希特勒到底是哪年哪月那日几时几分用何种方式自杀之类的小问题的答案，却无法解开他到底如何从一个没落的三流画家迅速崛起的真相，但后者却恰恰才是更重要的问题。而小说反倒可以为我们提供这类的解答，为我们展示一部分的真相、真理。小说一方面是虚构，一方面却也一定要反映现实，捕捉读者可能忽略了的真实。通过小说，我们往往可以顿悟许多道理，虽然这些道理很难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也很难用理性和逻辑来证明他们的真实——如洛克所说，最重要的真理往往是不证自明的（self-evident）。20世纪哲学史的一大主轴，也正是发现了理性的局限。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所谓的“不可说”，哥德尔的不完备定律则向人们展示了任何一个逻辑体系都不可能完整地通过理性来得到验证：总会有一部分内容是必须通过直觉（intuition）来获取的。

想起那本我一直没法看完的歌德自传，却有一个很美的名字让我一直非常喜欢，叫作《诗与真实》。历史能给我们提供的至多只是枝节的真实；而更重要更深层次的真实，也许只能透过伟大的诗歌和伟大的文学作品来传递。

这就是代沟

前几天在新浪和几个中文Blog上看到一则趣闻，说是华东政法有个叫杨师群的教授在上古代汉语课时对政府发了些牢骚，骂了骂中国文化，结果惹得下面两个女学生很不满，被当成反革命举报到公安局。今天看到经济学家茅于轼在FT中文网上写文章（也是发牢骚的），又提到这事，让我觉得很好笑。茅教授和网上一群写手们对这事大呼小叫的，联系到什么言论自由，我实在是搞不懂：两个女学生，什么权力、什么本事都没有，何以来限制大教授们的自由了？也就是去举报了一下而已，又能怎样呢？在今天的中国，课堂上、餐桌上，发发牢骚，骂骂政府，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杨老师也不会因此遭遇横祸吧？学生就算做法有问题（重点是法律知识太缺乏，中国早就没反革命罪了），大教授们掌握着网络和普通媒体的绝对话语权，对那两个年轻的女学生群起攻击之，算是什么师德？好意思么？

不过从这件事情中我看出的是不同年龄层的代沟问题。学生、老师由于各自不同的成长经历，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社会的现状有着南辕北辙的看法。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太动荡、太剧烈，每一代人的成长环境都如此不同，心中的想法差异很大也是很正常的。可能现在五六十岁的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的动荡，当然对政府、对共产党有更多的不满。拿我母亲来说，是我见过的她这个年纪里大概最爱国、最拥护政府的人了，但说起文革、说起毛泽东来，却也还是恨得牙痒痒的；像茅于轼教授遭受的就更多了，心中的怨愤更多也很正常。

而我们这一代80后们则是成长在最稳定、最舒适的时代里，从小物资丰富，机会也多，而且亲眼和祖国一起成长、强大，当然是普遍更爱国的。我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经历过动荡，甚至对“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都毫无印象，也从来不曾感受过许多长辈或许曾经感受过的那种前途茫茫的感觉，当然也不会有他们对国家的那种更复杂的情感。但我不觉得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幼稚或者浮浅，就意味着我们的自豪感、骄傲感是空洞的、过于乐观的。因为这反映的只是我们的成长经历而已；我想绝大多数80后理智上当然知道文革是场灾难，当然知道太多人为共和国的成长付出了不该付出的巨大代价，但我们的成长经历让我们无法在情感上拥有和年长一辈一样的感触。我们没有痛，所以我们也没有恨；这是情感上的差异而已，不代表年轻人就一定是错的，不代表中老年人普遍的那种不满情绪就是正确的面对国家和政府的态度。

我妈经常给我讲我外公的故事。我的外公和茅教授一样，1957年反右开始就受了整整二十年的批判和歧视，但他却依然非常爱国：这个国家有愧于他，他却没有怨言。因为他那一代人经历过山河破碎，亲眼目睹过国家被外敌践踏；对他那一代人来说，一个强大的、不被外敌侵犯的祖国比什么都重要——这又是一种情感，不同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自豪感，不同于我们上一代的怨愤感。（李敖也曾多次提到过自己儿时在北京街头看到日本军人横行的场面；这种情感应该是为什么他谁都要骂，却不太骂共产党的原因。我曾经还在网上看到过北大教授潘维写的一篇关于学者陈翰笙的文章，表达的也是这种老一辈人的爱国情感。）

回到杨老师被举报反革命的事情上，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件事：为什么杨老师会在课上做这样的发言，为什么他的发言引来学生的不满？这件事根本无关什么言论自由，杨老师的自由没有被任何人剥夺，更不可能被他的学生剥夺——老师手中的权力，可是远远大过学生的啊。每一代人对国家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想法，十分正常。我们这些成长在温室中的一代人当然无权要求遭遇过20年不白之冤的人以同样的热情来爱这个国家；但请你们也不要嘲笑和鄙视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也不要滥用手中的权力来强行灌输自己的观点（在上古代汉语课的时候扯到政治就属于此类；我不懂上这种专业性那么强的课怎么会扯上政治的。要记得在大学里，学生付钱是来听你们讲解专业知识的，不是你们的人生观）。你们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很幼稚，但也许陈翰笙那一代人还看不起你们心中的恨和芥蒂呢。互相尊重，算是我对中老年人最高的期许了。

要与人为善

美国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本月发表了一篇与中投总经理高西庆的专访，非常有趣。高西庆是中国八十年代第一批去美国的留学生，而且读的是对当时的中国大陆人来说很冷门的法律（其实在今天庞大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群体中间，读法律的还是很冷门啊），是第一个考取美国律师资格的大陆人，也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干过多年。他当时还有一个叫李晓鸣的同学，现在是美国大所White & Case主管中国区业务的合伙人，我前几天在报这家事务所的实习时，就在网上搜到了大量有关他俩的事迹。

这位熟悉美国社会和金融体制的律师，讲了两点我觉得特别有趣。第一是关于“predictability”：“I was trained as a lawyer, and predictability is always very important for me.”《华尔街日报》的blog昨天刚把中国人教训了一顿，说什么China not brave enough to save the world.我看到的时候就在想，你们这帮赌博赌输掉的人，今天没钱了居然还敢跟我们说什么要胆子大点，也不看看死掉的不就是你们这帮子胆子太大的。中投管理的是国家的外汇储备，最重要的大概也就是predictability和security，为啥要像投行那样追求什么高回报？投行们拿自己的钱、拿傻瓜们的钱乱玩是你们的事，国家的外汇不能这样拿去赌。再说你们没解决自己的问题，清理干净自己的烂摊子之前，中国人有什么义务来拯救你们？

第二点则更好玩，也是记者最后选择的题目：“Be Nice to the Countries That Lend You Money."高西庆的观点就是觉得美国人太傲慢了，不懂得谦虚，不懂得与人为善，老是仗着自己的强大到处树敌，到处欺负人。但他们不知道再强大的人也是需要朋友的，弱小的人看似好欺负，但你也指不定哪天会要求人家帮忙，他也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制造点小麻烦。就像阿拉伯人那样，看似好欺负，结果把人家逼急了可是拿命和你换。这种谦虚与其说是中国人的美德，不如说是中国人的智慧，美国人的傲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愚蠢。我记得类似的话李敖也曾经谈到过；而且李敖他自己也是如此实践的，看到他在书本上、电视上看似张牙舞爪，可在生活中却总是那副笑嘻嘻、贼头贼脑的样子，你就知道这狡谲老头子为何能在喷了那么多口水骂人后还能活成老而不死的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