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Think

今天上网读到韩寒新写的一篇文章《孩子们，你们扫了爷爷的兴》，又是一贯的韩式嘲讽，又是网上一片的叫好传阅，可见韩寒的水准也就符合网民的素质与期待而已。不过这篇文章倒让我想起几天前在豆瓣上看到的另一篇日记，里面结尾处隐射地批评了韩寒一番，至少说明我不是唯一对韩寒感到不太满意的人。我觉得今天看到韩寒的文章，正好可以来深入探究一下韩寒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他的文章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也不值得被重视，除了满足网民们简单的情绪发泄而已。

韩寒的文章在网上受欢迎，最大的原因是他的言论尺度大，普通官方媒体无法刊登出的评论他都愿意说出口，这点当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韩先生作为一个公民，当然有权享受言论自由；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当然也不会费力气来探讨他的言论。然而关键在于，韩寒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话往往受到特别的关注，我们就必须要来仔细看一看，他的这些言论、这些观点，是否真的值得如此受到重视，又是否真的很正确、很有道理呢？是否真的值得这样来被传播、被叫好？他的话到底说得有没有道理？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一下韩寒的文章，就会感到他的言论背后的空洞和没有意义，而完全只是情绪的发泄而已。韩寒的文章，最拿手的地方就在于讽刺和嘲弄，比如最近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政府部门的门卫，包括市委书记的正确、包括三喜临门、包括孩子扫了爷爷们的兴。但除了这些情绪的发泄之外，韩寒的文章为我们还带来了什么深刻的洞见，又或是提出了什么有效的改进方法？韩寒把事件的原因简单地归为“报复社会不公”。那么我们要问，这个社会是在哪些方面不公？哪些人遭到不公？遭到不公的人就可以报复么？如何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公正？怎么样的社会才算是公正？韩寒不但在这篇短文中没有，他实际上从来没有在任何文章中回答过或尝试回答过这些问题，我也非常怀疑他自己除了每天冷嘲暗讽之外，内心里是否认真思考过这些更为深刻重要的问题。

又比如韩寒爱谈的言论自由。在下文中接着又提到了政府对新闻的封锁，他对此的批评又一次简单地归为只是政府处理类似事件时常用的“惯性”（当然之后又嘲弄地扯上世博会）。然而我们又要先问，首先这是与事实相符的么？在南平发生第一起校园惨案时，新闻是否已经被封锁了？网易当时难道不是首页头条报道的么？如果第一次发生时还未封锁，那算得上是“惯性”么？其次我们要问，那么政府在这一次各地连续的惨案后开始封锁新闻，是“何苦”？是为了世博会？是为了搞出群体事件？是为了自讨苦吃？还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类似事件发生后担心更多一连串的事件继续发生？然后我们再可以探讨，这样的封锁是否有必要？是否有效？是否可以这样封锁消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大、人口多、社会又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各种利益冲突争夺不断，群体事件容易频繁发生的国家，加之现在通讯技术的发达，这样的封锁是否有其苦衷，还是过虑了？传统意义上的演进自西方文化政治传统和历史社会环境下的近乎绝对纯粹的言论自由，是否适合应用？中国的言论自由现状究竟怎样？事实上人们真的“只能批评到市一级”？公民和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看法又到底如何？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管制更多的是惧怕批评，还是有更实际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否有道理？韩寒的文章下面又只是来了一段简单的讽刺、批评、讥笑政府的愚蠢低俗，却不愿深入讨论中心问题。也许他根本没有能力谈论这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也看不清真正的现实。

我最近在复习考试，下午重读康德的几篇文章，他的分析与理性方法让我久久无法平静。今年上法理学，有两个思想家最让我激动，一个是福柯，一个就是康德。这两个人来自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前者善于观察和分析社会因素，后者则善于运用个人理性发展和推演逻辑论题；所以一个更强调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个更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两个人观点立场和方法都完全不同，但却都能让人有很深的思考。比如今天我看的康德的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ory to Practice in Political Right，就讨论了很有趣的政府和公民间的权利关系：政府有哪些权力与限制，公民又有哪些权利与限制，以及法律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仔细阅读以下康德的这篇文章，就会不禁赞叹他的思维能力。康德习惯性地被归为自由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但这主要是因为他哲学研究的出发点非常自由、非常强调个人、强调幸福的实现只能依靠个人内心自我的发现而不是任何外部的（政治或物质的）强加或满足；但他的结局却永远是非常温和、非常贴近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需要的。这让我想起李敖曾经对胡适的评价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的是温和的、理性的思考；而不是发泄式的粗鲁嘲讽评判。与其浪费时间在网上看韩寒骂，不如多看看书、看看康德，学习一下真正的思考、评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