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请从自己做起

星期四, 一月 22, 2009
今天在单位上看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在课堂上的发言。常上网看些英文博客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叫“单位”的网站,因为它几乎是英文网络世界里最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一个站点了,创办人金玉米是个住在北京的老外,他的中文之流利和对中国社会之了解,都是让人赞佩的。你看,我这个中国人居然是从他的英文网站上看到周教授的这篇近期在中文网站上被广泛传阅的文章的。

不过看完周孝正的讲话,我发现那个曾经困惑过我的老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中国大学里的这些大教授们,总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讲些什么“个人看法”呢?上次华东政法大学的那个杨师群,可以在古汉语课上扯政治。今天的周孝正,更是能大言不惭地“调整一下原有的课程”,然后就开始扯非常敏感的巴以冲突。这种事情放在英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英国的大学课程在每学年开学前就早早定下,每周的课上哪些内容都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学生们仔细看过这些课程的简述,然后挑自己感兴趣的课来选修。无缘无故地“调整课程”,就好像航空公司没有理由地取消航班、火车公司更改列车时刻表一样,是对契约精神最赤裸的违背,是对付了学费、选了课程的学生的不尊重。

更何况,杨教授、周教授扯的话题,都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议题。大学校园里当然应该有浓厚的政治气氛,学生和老师肯定也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政治活动和学术教学肯定是要严格区分开来的。学生老师教授可以在课余举办、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政治立场;最近LSE部分学生起草的一封谴责以色列的宣言,就得到校园里的许多教授的连署签名。但这些活跃的政治活动,虽然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却绝对不可以成为教学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政治立场的多元、多样,正是因为大学的政治氛围比社会其他组织更浓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发言,避免触及到太敏感的政治话题,避免对持不同观点的学生造成冒犯。

但好像今天中国的许多教授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在大学里这种互相尊重的重要性;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大学里的交流应该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教授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不应该居高临下地将自己的个人观点通过绝对的话语权强加在学生身上。周孝正的整篇谈话,在我看来和网上泛滥着的那些立场宣誓和情绪发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任何理性的分析和逻辑的演绎是值得学生们来学习借鉴的。这种毫无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的东西,就这样在课堂上扔给学生,是极度的不负责任。周教授信仰什么是他个人的事;他当然也有言论自由在媒体网络等平台上亮出自己的看法,但他没有权利在工作时间,浪费学生和学校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表现欲。

最近的加沙问题,在LSE的校园里也是被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Greenwood教授周二的大课,和今天中午国际法的Class上,因为正好在上Use of Force,大家当然也就以色列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过探讨,试图把学到的理论运用在最新的案例上。虽然在言谈间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老师们是持有什么样的立场,Greenwood教授在讲完之后甚至自嘲地说“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大部分人可能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这种讨论本身肯定必须是在学术框架内进行的,学生即使不同意老师的立场,但至少能从老师所提出的非常完整、理性的argument中学到许多东西。而要讲台上的老师如此直接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则更是不可想象。反看周孝正这种情绪性的、毫不掩饰立场的直白发言,实在是不应在学术殿堂上出现。

周、杨这样的教授,恐怕也正好属于那些最爱谈什么言论自由价值观的一批学者。但他们恐怕没有意识到,在大谈言论自由的同时他们自己的观念却并没有走出专制和强权的惯性。拥有话语权的教授们在唯我独尊的课堂讲台上,肆意抒发着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本质上与控制着媒体宣传工具的国家机器向民众灌输政治观点,有什么区别呢?

The Coming Back of the Dreamers

星期六, 一月 17, 2009
LFF同学昨晚很光荣正确地向我指出,这次的金融危机和加沙冲突对LSE学生来说,至少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意义:我们变得更像一所大学,而不再是职业培训中心了。今年回来之后,很明显地就感觉到校园里不再是满街的投行招聘广告了,而是关于巴以冲突的各种宣传标语和海报;最热闹的活动也不再是那些招聘会了,而总是中东问题的辩论会。

周四我就去了一场学生会的例行全体会议,平时稀稀拉拉的会场这次却全部爆满,最后甚至还开辟第二会场进行视频直播。入场之前就已经有一群群的学生举着各种标语,喊着口号,学校门口甚至停着几部警车待命。会议开始后,大家用20分钟时间很快通过各项例行议程,然后就进入最关键的部分:有关部分学生提出的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两方的辩论很激烈,时不时有人鼓掌、发嘘声,甚至向台上扔废纸。辩论最后还超时,表决不得不转到另一个场地进行;不令人意外的结果是,辩论中就处于明显下风的挺以色列派落败,决议通过。

今天下午还有一场全伦敦的大规模游行活动,支持巴勒斯坦;据说现在每天在以色列大使馆门口也一直有抗议。更绝的是,一群巴勒斯坦学生周四下午开始还霸占了Old Theatre的舞台,现在的场面是老师在前面上课,后面就有一群学生盘坐着,举着大幅的标语静坐抗议。

说实话,这一切真的让我非常兴奋,甚至能缝合我在无数次实习申请被拒之后受创伤的心灵。今天早上起来查Email,发现校长已经发了份声明,称学生现在这样占据讲台的做法是过头了的;很多以色列学生也说上课应该和政治分开来。但要我说的话,心底里我可是绝对支持霸占讲台的:这完完全全就是大学生该干的事嘛!他们的口号、他们的立场是否值得支持,不是重点;但至少他们的行为让这所学校又有了点生机和活力。最好再有一帮以色列学生也上去霸占一下,两方人马就这样对立着上课,更爽!

贴一篇两个月前写的影评,来欢迎这回归的理想主义与挥霍的青春。

2008-11-16 09:03:30   来自: Jiong (London)

The Dreamers / 戏梦巴黎的评论 *****


星期六晚上在漆黑的小房间里欣赏这部很黄的文艺片,边看边发出惊艳的赞叹声。Eva Green天使般的脸蛋以及魔鬼般的身材当然是让人惊叹和流口水的原因之一,但电影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充满激情、理想和浪漫的年代,其实是更让人向往的。
  
电影的内容我就懒得复述了,这不是一部靠紧凑和聪明的情节取胜的电影。让我感慨和难忘的是1968那个年代的学生,是多么有激情地生活和存在 着,多么浪漫地挥霍着青春。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去批判、嘲笑他们的天真和幼稚的理想主义,就像Mathew在电影里对Theo的批评一样——这些学生们根本 就不相信口中的革命标语,革命对他们就如同喝酒、吸烟和做爱一样,是生活中的调剂品、兴奋剂而已。当岁月流逝,青春老去之后,谁还会把当年喊得震天响的口 号当真,谁还会记得毛主席的语录,谁还会留恋曾经的疯狂;也只有萨特这样的书呆子会去反思为什么革命没有成功之类的伪问题。
  
但我要说的是,这样的青春又有什么错的呢?在这个一切都那么按部就班、极度功利的年代里,那样的浪漫情怀实在是非常吸引人的——至少是非常吸 引我的。21世纪的大学生们一个个的都那么老实听话,照着父母师长的人生规划图按部就班地成长,已经没有什么反抗,没有什么天真浪漫了。整天在校园里东跑 西窜地找实习,被问起有什么理想多半也都是什么找个投行的工作,争取十年内暴富之类的。整天手里捧着的也是什么《金融时报》、《经济学人》之类的严肃杂 志,要是说起Proust或是E. M. Forster恐怕还没几个人听说过。甚至爱情都已不那么纯洁,Isabelle那种打赌输了就立马脱了上的人肯定是找不到了,更多的是已经在急着要找人 嫁掉的女生。
  
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我们变得更成熟、更聪明了,青春不再是被蛊惑和煽动的年纪。我们不再像Isabelle那样,外表已经成熟诱人(或者用 电影里的那个词来说是“sophisticated”),心灵却还那么幼稚清纯。但另一方面而言,这也是一种悲哀。青春不就该是充满理想主义,充满着拯救 全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不切实际的抱负,充满着自由散漫荒唐;年轻的时候都不敢玩大的,玩荒唐的,玩荒谬的,难道要等30年后有老婆有孩子有工作有一堆帐单要 付的时候再玩?
  
青春当然会有虚伪和做作,也会是愚昧和无知的;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长不大,都保持这种青春的浪漫情怀,当然就很傻了;可一个没有挥霍过青春的 人生,难道就不无聊和空虚了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浪漫的、理想的、革命的、荒唐的、愚蠢的1968是一个多么适合年轻人生活的年代啊,特别是比照40年后 这个人人只关心自己未来生计的2008。

人生并不总是充满希望

星期二, 一月 13, 2009
美联储主席Bernanke下午1点在LSE演讲,待我12:35拿着昨天起早摸黑才搞到的票挤进会场的时候,已经只能坐在倒数第二排了。刚坐定,就开始感觉有点奇怪:这熟悉的Old Theatre观众席,今天坐着咋那么挤啊?过了两秒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是被一群发胖的白种中年老男人给包围了。只见我左手边的那位拿着一叠厚厚的folder不知在看些啥,右手边的秃头则用iPhone不断地看着股票走势,而且从坐下到Bernanke进场这位仁兄就没抬起过头;前面那位则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用一种很不舒服的姿势阅读着当天的《金融时报》,感觉就像是在高峰的伦敦地铁里看报纸一样。难怪最保守的英国人会把所有的Broadsheet都改成了Tabloid——除了《金融时报》,可能主编Martin Woolf先生觉得他的读者群应该都已经牛B到不靠Tube上下班的。

不过最妙的应该还是坐在我身后的两位,正聊得欢呢。只听到两个人都说自己是LSE校友,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读的大学,都夸了夸现在的校长Howard Davies先生,然后都用一长串我没听懂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干的工作(嗯,我好像隐约听到了“asset management”)。一个人开始问另一个是在哪里干的,那位报了个名字出来,得到的答复是一阵惊讶的叫声,和一串名字出来,“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Partner吧?”两人随后就当今世界复杂的金融经济政治局势讨论了一番,并取得高度共识;谈话中两人似乎还涉及了婚姻(“你还是已婚吧?”“嗯,18年了,老婆也是LSE的。”“还没散,了不起呀!”)、八卦(“你住哪儿?”“XXX”“哦?David Cameron好像也住那。”“嗯,就离我两个街区,和他算是邻居。”“他人怎样?”“宗教狂热分子,每个周末上教堂,想找他聊的话去做礼拜就行。”)、小孩(“我有个儿子12岁了,准备要开始找学校了。”“嗨,挺麻烦的不是吗?开始要每年烧掉两万英镑了。”“就是,而且现在可不止呢!”)等比较不严肃但有利于调节气氛的话题。待两个人交换好手机号码,握手感谢对方完毕后,前方的时钟指针正好走到1点,Bernanke博士也随即出现在讲台前。银行家们无论多么值得鄙视,他们对时间的掌握之精准,还是很值得拖拖拉拉计时收费的律师们学习的。

Bernanke的演讲我基本上没听得太明白,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当他说到美联储将不只是银行的“Lender of last resort”,而也会开始向一些信用纪录良好的mutual fund提供“liquidity”的时候,一直埋头玩iPhone的那位忍不住猛点头,不过边点还是边看着手机上的一串数字。我抬头看看观众席,大概三分之一的听众都是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他们应该是这个国家和整个西方世界最主流的一群人了吧,每天西装领带读着FT,把维系婚姻视为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和人生的追求,每年拿着高得恶心的薪水却还总要抱怨抱怨小孩在私立学校的学费,买个iPhone除了通讯以外不是用来听音乐玩游戏,而主要是来看股票的。

我越总结这些人的共同点,就越觉得这群Banker的无趣和可怜(当然还有点可鄙)。然后我才突然想到,他们似乎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LSE的校友。看着身边那位还在玩iPhone,丑到可能已经没勇气照镜子的秃头臃肿男,一阵寒意骤然在我心中燃起:二十年后,自己会不会也像他们那样,左手一个手机,右手一份FT,坐在当年每天光顾的讲堂,和身边一个让人讨厌但可能对事业有帮助所以必须搞到电话号码的老男人闲扯淡,嘴上不经意地吐出“3 billion”之类大得让人没有实际概念的数字,心里则犯愁着怎样回家哄好老婆。

唉,人生似乎并不总是充满希望的。

不要对宗教忘恩负义

星期六, 一月 03, 2009
下午在Youtube上看了一场极其精彩的一对一辩论,更特别的是两个人还是亲兄弟,就是大名鼎鼎的Christopher Hitchens和Peter Hitchens是也。两个人当中,哥哥Christopher的名气自然要比弟弟Peter大得多,他是著名的美国“自由鹰派”(liberal hawk)专栏作家,一方面写了两本书把基督教和其他所有宗教骂了个狗血淋头,一方面又支持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可Peter Hitchens在英国其实也是个很知名的资深记者,长期为《星期日邮报》(The Mail on Sunday)写专栏,而他的立场却和Christopher南辕北辙,是个典型的保守派。作为一名社会新闻记者,Peter Hitchens最有名的一本著作叫The Abolition of Britain,主要就是哀悼英国社会道德与伦理的沦丧。对我来说,这两个人当中也当然是Christopher Hitchens更熟悉一点,毕竟他和Richard Dawkins一起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两个反宗教人士,而且居然还都是英国人(当然Christopher现在已经移居美国,而且入了美国籍);但是我一直都非常不喜欢乃至有点厌恶立场和我几乎完全相反的Christopher Hitchens。

这场辩论是08年4月在美国举行的,两个人围绕了两个分歧最大的主题进行辩论:伊拉克战争和宗教。不过其实真正花在前一个问题上的时间只有20分钟,剩下的一个多小时,包括现场观众的提问,基本上都是围绕后一个问题进行的。Christopher Hitchens也曾说过,他和他弟最大的分歧其实就是对宗教的看法。不过Peter Hitchens却不承认这一点,在05年的一次《卫报》对两人的专访中,他认为他哥哥最无法让他接受的就是他的那种走火入魔的政治理想主义,就是那种只对绝对的真理、正义感兴趣,却不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

两人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尤其反应出这种差别。Christopher演讲技巧高超许多,很善于在演讲中加入很多笑料和嘲讽,他把上帝比喻成一个独裁者,而且是一个很无能和很残酷的独裁者,因为他创造出了这么一个混乱和残忍的世界;他把基督徒的天堂比喻成朝鲜,因为在那里你要绝对地服从上帝;他的主要结论则是宗教是极权主义的根源,是人自虐心理的体现。但我觉得Peter的论点却是更有力量的。他指出今天的基督徒们,大多恐怕并不会纠缠于这些具体的细节问题,绝大多数信徒当然也不会相信圣经创世纪里对地球起源的描述。大多数信徒和宗教的支持者,看重的是宗教的“实用价值”——宗教是维持道德、价值观以及社会和谐的工具,20世纪伴随宗教衰落的是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兴起;似乎我们不再有、也不再应该有绝对的价值观,任何观点、任何行为都一样好,我们再也不能批评别人的道德瑕疵,因为我们丧失了道德标准。Peter第一段的结语非常有力量:
I too have been to North Korea, and I have the opposite impression to what my brother had. This is a country entirely run by people who hated and despised the idea of God, and therefore made themselves God.

(我也到过朝鲜,但我的印象与我哥哥的完全相反。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痛恨并藐视上帝,然后他们把自己变成上帝。)

我觉得这是宗教最大的意义所在:始终提醒我们不要太得意忘形,不要以为我们手中掌握绝对的真理和无限的权力,不要以为自己永远正确。自由派的Christopher似乎没有意识到,人类太多的惨剧、极权和独裁,源头其实就在于自信拥有绝对真理的那一方试图把自己的观点、立场或信仰强加给另一方。这也是为什么Peter从一开始就指出,纠缠于争论到底是信神的一方杀了更多的人还是不信神的一方杀了更多人毫无意义;暴行的根源不在于上帝或者宗教,而在于缺少敬畏和对他人的尊重。

Peter对Christopher的另一个批评也很有洞察力:他哥哥的辩词在逻辑上其实是循环的(circular)——任何宗教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任何不好的东西就是宗教的。他可以把信仰无神论的苏联和朝鲜说成是“宗教国家”,只因为他们像教徒供奉上帝那样供奉他们的领导人,然后再因为他们的宗教性而来批评他们的邪恶。同样的,极端绿色环保份子们的过激行为,也可以被Christopher盖以“宗教狂热”的帽子。只要是邪恶的、错误的,就是宗教的。“我可以承认我的一方(宗教信徒们)所从事过的罪恶,为何你就不能承认无神论者同样也能制造罪恶呢?”当然有无数人假着宗教的名义施行最野蛮的暴行,但扔掉宗教后这些暴行就会停止了么?应该谴责的难道不该是暴行本身,而不是那个被拿来当幌子的宗教么?

我想Christopher Hitchens和Richard Dawkins等人最大的问题也就在此。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今天拼命试图在理性上论证上帝的不存在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没有几个神经正常的人会把《圣经》的话句句当真、会真的相信上帝花了7天创造世界,这根本不是争议的焦点,你能写两本书来证明《创世纪》是胡扯淡根本不算成就。问题的重点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宗教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它到底发挥了更大的正面作用,还是带来了更大的破坏?我想我是赞同Peter的看法,即这是一股推进文明向前进步的势力。当然Christopher在辩论中也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是很正确的看法,即道德未必需要和宗教捆绑在一起,没有了宗教人类也可以拥有道德——中国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人的道德、价值体系就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世俗的基础之上的。但即使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也一直有着祭祀的传统,祭祀先祖,祭祀自然:中国和其他文明一样,也是心怀敬畏的,也是谦卑的。如果最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都可以被Christopher拿来和宗教扯上关系,那么中华文明在他的定义中肯定也是religious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成长在西方文化中的人,Christopher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批判可以说是近乎忘恩负义了。任何人当然可以很轻易地举出西方历史上无数次血腥的宗教战争,无数人打着上帝的旗号相互残杀;但同时基督教却也是最重要的传播文明的力量——没有了它,你们这些查理曼大帝的后人可能还像今天非洲的许多游牧民族那样以打猎为生,从事着最低级的劳作。是基督教为盎格鲁-撒克逊人、高卢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等欧洲原始部落带来了文字、带来了农耕技术、带来了宏伟的教堂,带来了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带来了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已经如此地广泛,生活在其中的人反而很难察觉;可事实却是,中世纪开始欧洲文明的腾飞,基础难道不就来自基督教和基督教的信徒们所传授给你们这些蛮族的知识和经验么?如果一个中国人站出来嘲讽甚至谴责基督教或宗教还能说得过去的话(因为中国人毕竟没有那么强的宗教传统),一个西方人可以这么地敌视宗教就让人非常费解了。

两个人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其实从他们各自的性格和仪态中就能看得出来。Peter是典型的英式作风,辩论的时候西装领带,辩论时尽管据理力争、咄咄逼人,对自己的立场坚信不已而且毫不羞于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但同时却还是保持了基本的礼貌。而Christopher则浑身散发出一种极端的傲慢和自大,似乎任何反对意见不但令他无法苟同,而且还会让他作呕、难受。他让我联想起中国的方舟子,他们都是那种绝对地信奉科学,并且自诩更了解真理的人;当他们兴奋地叫嚣着要打倒所有反动、专制的上帝时,他们真的有可能以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接近真理——就像耶稣那样。

(另外推荐一篇Peter Hitchens写的对他哥哥的著作God Is Not Great书评。Peter Hitchens虽然是教徒,但其实是很典型的英式Anglican,非常温和,更看中的是宗教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正面作用。他有个儿子和我同年,是我们高中校刊的主编,我记得那时他还在校刊上写过篇文章批评学校开始实施的强制礼拜,可见他们家的宗教传统其实并不很强;我更相信他的看法只是代表了大多数英国中产阶级的传统立场。)

Change and Hope

星期五, 一月 02, 2009
再过两个多礼拜,奥巴马就将正式上任美国总统,我已经开始非常期待他的就职演说。美英民主体制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政治家的口才及演讲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像丘吉尔、林肯这样能够名垂青史的领导人,大多都有出众的口才,留下过许多经典的演说。今天的奥巴马有点像当年的肯尼迪,还没做什么事就已经迷倒一大片;他能像肯尼迪那样留下一篇同样迷人的演说词么?

我相信中国大多数人在看08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开始时肯定以支持希拉里的居多,毕竟说起来她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而奥巴马只是一个不太有人听说过的、从政时间还非常短的伊利诺州参议员。到了08年3、4月份的时候,奥巴马热在美国全面燃起,我还记得在家里看《文茜的世界周报》,奥巴马在台上演讲,台下一片都泪眼汪汪的,可我还是对这个人没什么感觉,甚至对他的政治魅力还感觉不太舒服——我上一个看到过的在台上讲话,让台下哭成一片的政治人物,名字叫陈水扁。

随着选举的推进,我对这个人的看法变得越来越好,但真正感动到我的是他的那篇胜选演说——那篇关于责任、团结和改革的演说。从这篇演说中我才真正体会到他的当选对美国来说是多么大的一场Change,因为仅仅一代人之前,他的肤色就可以让他连投票站都进不了;如果他小时候不幸生在密西西比而不是夏威夷,他可能就会记得小时候坐公共汽车还要给白人让座。

有人说08年的大选是美国人在全世界所做的最好的公关,挽回了因伊拉克战争而受损的美国信誉,我觉得这种看法非常有道理。小布什等美国传统政治家喜欢到处宣扬和(用武力)输送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我从来就只当成是和共产主义价值观一类的夸大其词,今天叫自由叫民主叫平等叫得最响的这群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中西部地主阶层,50年前也就是种族歧视政策最主要的支持和实行者,他们当年可不觉得非洲裔美国人需要什么民主。但我觉得美国人的聪明就在于,这些当年他们体制中的弊端和毒瘤,他们不是闪躲、隐藏,而是很快被拿来印证他们自己的伟大:你看,我们战胜了种族主义,我们革除了社会弊端,我们是多么伟大!

奥巴马胜选演说中有这么一句话:“I will ask you to join in the work of remaking this nation, the only way it's been done in America for 221 years -- block by block, brick by brick, calloused hand by calloused hand.”是啊,任何国家、社会的进步都只能是通过一双双手、一块块砖瓦建筑出来的。回看今天的中国所面对的许多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美国当年的历史不是最好的参照么?和否认与拒绝比起来,承认有问题并努力一步一步地改进才是最聪明的面对挑战的方式。一个否认有问题存在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无法向更好的方向变革、无法对未来存有希望的社会。但变革和希望却总是最吸引人的政治公关啊。

(另外忍不住提一下,下午在看《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专题,被引到一个叫Six Degrees of Barack Obama的页面,里面涵盖了Time自二战以来所有的年度风云人物,当中大部分还都配上一段这些人的著名演讲。我听了肯尼迪的“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丘吉尔的“that was their finest hour”、罗斯福的“a day that will live in infamy”,还有尼克松的关于打开中国大门的讲话,结果点到克林顿的那段,居然是很经典的“I want to say one thing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that woman, Miss. Lewinsky. These allegations are false, and I need to go back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讲到中间“are false”的时候,克林顿同学还拍了拍桌子来强调。只能说时代周刊很有幽默感,克林顿的讲话那么多,偏偏要摘录这段,实在是太雷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