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并不总是充满希望

美联储主席Bernanke下午1点在LSE演讲，待我12:35拿着昨天起早摸黑才搞到的票挤进会场的时候，已经只能坐在倒数第二排了。刚坐定，就开始感觉有点奇怪：这熟悉的Old Theatre观众席，今天坐着咋那么挤啊？过了两秒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是被一群发胖的白种中年老男人给包围了。只见我左手边的那位拿着一叠厚厚的folder不知在看些啥，右手边的秃头则用iPhone不断地看着股票走势，而且从坐下到Bernanke进场这位仁兄就没抬起过头；前面那位则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用一种很不舒服的姿势阅读着当天的《金融时报》，感觉就像是在高峰的伦敦地铁里看报纸一样。难怪最保守的英国人会把所有的Broadsheet都改成了Tabloid——除了《金融时报》，可能主编Martin Woolf先生觉得他的读者群应该都已经牛B到不靠Tube上下班的。

不过最妙的应该还是坐在我身后的两位，正聊得欢呢。只听到两个人都说自己是LSE校友，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读的大学，都夸了夸现在的校长Howard Davies先生，然后都用一长串我没听懂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干的工作（嗯，我好像隐约听到了“asset management”）。一个人开始问另一个是在哪里干的，那位报了个名字出来，得到的答复是一阵惊讶的叫声，和一串名字出来，“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Partner吧？”两人随后就当今世界复杂的金融经济政治局势讨论了一番，并取得高度共识；谈话中两人似乎还涉及了婚姻（“你还是已婚吧？”“嗯，18年了，老婆也是LSE的。”“还没散，了不起呀！”）、八卦（“你住哪儿？”“XXX”“哦？David Cameron好像也住那。”“嗯，就离我两个街区，和他算是邻居。”“他人怎样？”“宗教狂热分子，每个周末上教堂，想找他聊的话去做礼拜就行。”）、小孩（“我有个儿子12岁了，准备要开始找学校了。”“嗨，挺麻烦的不是吗？开始要每年烧掉两万英镑了。”“就是，而且现在可不止呢！”）等比较不严肃但有利于调节气氛的话题。待两个人交换好手机号码，握手感谢对方完毕后，前方的时钟指针正好走到1点，Bernanke博士也随即出现在讲台前。银行家们无论多么值得鄙视，他们对时间的掌握之精准，还是很值得拖拖拉拉计时收费的律师们学习的。

Bernanke的演讲我基本上没听得太明白，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当他说到美联储将不只是银行的“Lender of last resort”，而也会开始向一些信用纪录良好的mutual fund提供“liquidity”的时候，一直埋头玩iPhone的那位忍不住猛点头，不过边点还是边看着手机上的一串数字。我抬头看看观众席，大概三分之一的听众都是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他们应该是这个国家和整个西方世界最主流的一群人了吧，每天西装领带读着FT，把维系婚姻视为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和人生的追求，每年拿着高得恶心的薪水却还总要抱怨抱怨小孩在私立学校的学费，买个iPhone除了通讯以外不是用来听音乐玩游戏，而主要是来看股票的。

我越总结这些人的共同点，就越觉得这群Banker的无趣和可怜（当然还有点可鄙）。然后我才突然想到，他们似乎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LSE的校友。看着身边那位还在玩iPhone，丑到可能已经没勇气照镜子的秃头臃肿男，一阵寒意骤然在我心中燃起：二十年后，自己会不会也像他们那样，左手一个手机，右手一份FT，坐在当年每天光顾的讲堂，和身边一个让人讨厌但可能对事业有帮助所以必须搞到电话号码的老男人闲扯淡，嘴上不经意地吐出“3 billion”之类大得让人没有实际概念的数字，心里则犯愁着怎样回家哄好老婆。

唉，人生似乎并不总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