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看电影

公元2000年，我们举家搬迁到新加坡。刚到这个地图上的小红点，外面的街道商店都还没怎么好好逛过，我们家里几个人最开始为之着迷的却是客厅里的那台电视机。当时正值台湾大选前一个月，连、宋、扁三人局势扑朔迷离，各自都宣称自己局势占优，特别是连宋之间弃谁、保谁各执一词，再加之台湾人动不动就爱上演泪水千行下跪磕头之类的煽情大戏，通过台湾那些24小时不停播的所谓新闻台（却除了台湾本岛的选举和其他一些鸡毛碎皮的小事外根本不播报任何其他国际新闻）不间断连播，确实让初来乍到的我们为之赞叹。

然而除了台湾台外，另一个电视机最常锁定的频道则是HBO电影台——这是我妈妈的最爱。那时我只有12岁，从头到尾看完过的电影大概一只手就能数出来，而且说实话里面恐怕没有一部是什么值得再看的好片。在我当时的印象里，电影和电视肥皂剧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只是一种低俗的快餐式娱乐而已，毫无深刻价值可言。HBO上的电影大部分其实也没什么太大价值，但我妈为我们和她自己找到了一个看HBO电影的正当理由：这是一个提高英语听力和口语的好办法。于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至少看一部电影；这对我们的英语有多大帮助我不太肯定，但电影此时至少已经走入我的生活。

到Winchester读书后，有一门所有人要读的“div”，那是一门随老师高兴，爱给学生上啥就上啥、但却往往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古怪课程。我第一年的div老师GDM，主业是研究阿拉伯历史，但业余大概也是个电影发烧友，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基本上就干两件事：学点阿拉伯文化，以及看电影。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他放给我们看的第一部电影《隐藏摄像机》所给我带来的震撼；这是我第一次发现电影原来可以如此深刻，通过镜头、对话、情节和画面，我们从中可以读到如此多心照不宣、用言语无法准确表达或复述的思想。这种震撼让我激动地连夜在电脑上敲下自己的第一篇影评，贴到当时还没多少装逼青年聚集的豆瓣上。

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长处就在于它立体的叙述方式。在电影之前没有一个媒介可以如此完整地重现一个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托尔斯泰无论把《战争与和平》写得多长，都无法像场一个半小时的电影那样清晰地复述一次战役。与小说比起来，电影不可能从语言本身来表现思想深度；它的长处就在于它能把一个故事说好、说活，通过故事来说道理。当然也许很多人今天看电影只是追求电影院里的那些声像效果，所以他们爱看《2012》这样的大片；但对我来说《2012》这种电影永远提不起我的兴趣，因为我从来无法融入到这种吵杂的氛围中去，因为我始终无法忘却那孩时的偏见：一个只靠声像效果取胜的电影，只是肥皂剧级别的低俗娱乐。看电影对我而言永远是去听一个故事，我不可能做到忘却自我，就真以为自己就在故事中了。把看电影当做是去听故事的人，也就不怎么在乎那些声效特技，或者什么故弄玄虚的画面剪辑；对我来说，好电影的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有个好剧本，好的情节。一个有好情节的电影，才可能是深刻的电影，才是可以让人慢慢回味反复咀嚼的电影，才可能是摆脱了低级趣味的电影。

今天晚上就看了一部合我胃口的电影，鬼才导演昆汀的《低俗小说》。相较之《2012》这样震撼的美式大汉堡，我喜欢的这类电影大概更像阳澄湖的大闸蟹，本身首先肉也不少，最血腥暴力的枪杀里面也都有，但同时又鲜美多汁意义丰富，值得细细咀嚼品位，慢慢吸吮其中的意涵。有豆瓣网友在下面的精辟评论是：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却没有一句是废话。这确实是事实：电影里的每个画面、每句对白，在另一部分里都有呼应，都有铺垫。所谓的“环状”、“多角度”叙述，让人欣赏到只有电影才能表现出来的那么一个说复杂其实不怎么复杂、说简单却也不那么容易三言两语说清楚的牛逼故事。而且就这么一个号称“低俗”的电影，其实也可以发掘到许多深刻的哲理：比如暴力的无休止和无意义、比如偶然与必然、比如每个人在面对不同人物时所展现的不同角色和所要隐藏的自我。电影里的三个小段落，独自看来都是非常普通的黑帮电影常用套路，昆汀却能用巧妙的构思串起一个深刻完整的叙述。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电影。小朋友们，忘了什么《2012》吧，来看看啥叫真正伟大的电影。

当面问他

记者：李光耀先生刚才说，东盟国家要团结起来才能抗衡中国带来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你怎么回应这种看法、你会和他见面吗？

朱镕基：我没有看到他的原话。我这次要见他，我会当面问他是不是这样讲的。

李光耀这个大嘴巴最近又放新厥词，不知哪个中国领导人见到他也能当面问问他到底是啥意思。

《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书挺好看的，笑点挺多。朱镕基在美国的几篇演讲和答记者问说得最好，应该都是即席的，其他几篇在一些小国家的演说就很明显是准备好的稿子了。不过最搞笑的应该是最后关于答随行香港记者采访的那部分，比如他刚到英国和女王见了面出来，记者问他访问有什么成果，朱答曰：我刚到，有什么成果？人家问他为啥要到一个地方来看看，他说：他们要我来我就来啦。

联想到如果在剑桥演讲被扔鞋的是朱镕基，临场的反应就应该没那么悲愤，而应该是很轻松幽默地一笔带过了吧。

钱学森的悲与喜

前两天一个人在巴黎转悠，晚上旅馆里居然还有中央电视台；更巧的是那天我一开电视放的居然还是《新闻联播》；我就这样边开着电视边研究次日的行程，过了不久耳边突然传来播音员播报讣闻时专用的极慢语速宣布钱学森逝世的消息。钱学森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科学家，我还记得小学课本里就已经有关于他如何冲破层层阻力回到祖国参加科学工作的文章。但我真正开始了解这个人是在很久之后，从张纯如所著的钱学森传记Thread of the Silkworm中才知晓的。张纯如是站在一个美国人的立场上来写这本书，她批判的是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华主义，逼走了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而且让他为敌国的军事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我觉得钱学森的传奇人生当然有着他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今天的人恐怕也很难真正体会；他当然也像那个时代无数知识分子那样，历经磨难和痛苦。但我觉得，钱学森在某种更高的层次上是非常幸运的。

许多人也许会说钱学森作为一个不怎么关心政治的纯科学家，却被迫卷入冷战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矛盾，无数次成为各方政治角力和利用的工具，一方面自己受到身心的迫害，无论是美国人对他的软禁，还是回国后一段时间的政治风暴；另一方面自己又参与到（无论被迫与否）这些政治斗争中，写出论证粮食亩产过万斤这样损害自己声誉的文章来。这当然是他人生的悲剧，但这也提醒我们，无论做任何工作，一个人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做到独守象牙塔，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你在自己的领域内已经出类拔萃时。即使是在号称追求、保护自由的美国，五十年代发生的麦卡锡主义悲剧，今天未必就不会再上演，十年前美国李文和事件的阴影，到今天都应该还没有忘记吧？

然而钱学森的幸运在于，他一个不关心政治、一心可能只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静静地走一条安稳学术路线的人，居然被逼走上回国的道路，成为了中国国防和航空事业的奠基人。网上有一篇文章唏嘘钱学森因此离开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无法再做出他自己想要追求的开拓性的科学成就。相比之下，“两弹一星”的研发似乎“只是让一个处在冷战时代的落后国家拥有了看上去很强大的能力，但对人类的科学进步、文明发展却没有提供必要的贡献”。

但我认为，一个人有机会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度里，成为一项最重要的科学项目的奠基人、领头人，一个人手把手地把这个国家的科研力量、军事国防实力发展壮大，让这个从前任人宰割的国度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军事大国，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激动人性的伟大事业——更何况这个国家就是你自己的祖国？相比之下，在美国一个高等学府里安静地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非常安静祥和的人生，钱学森甚至可能像他的侄子钱学健那样得诺贝尔奖。可是说实在话，当你成为了一个美国人，在美国的大学里，在一群同事和前人们的帮助下做出一些自己科研上的成果，乃至成为自己领域内的权威，甚至最后拿了诺贝尔奖，与回国一个人开创一番全新的事业，成为祖国的骄傲和十三亿同胞家喻户晓的名字，是哪一个更有成就感、哪一个更了不起呢？今年的诺贝尔奖除了和平奖外，多少人会知道其他任何一个奖项获得者的名字？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有过钱学森那样传奇丰富而有辉煌伟大的人生？他们多少人做出过像钱学森那样不可替代的贡献？少了一个钱学森，美国、世界的科学研究工作依然照旧匀速前行；多了一个钱学森，中国的国防事业、航天事业向前快进了二十年；钱学森到底在哪里能发挥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显而易见。更何况，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与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一样也是了不起、也是会被后人永远铭记的事业。法国人尊重他们民族的伟人伏尔泰，但法国人也同样尊重为民族开拓疆域、竖立信心的伟人拿破仑。

所以钱学森人生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那种宁静、平和的科学家人生，他由于自己的杰出无法躲过政治的干扰和影响；但他的喜却在于正因为他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他才真正做出了更卓越的贡献，成为所有中国人尊重的科学元老，他的逝世会在最官方的新闻播报时段按国家领导人逝世的标准予以向全体十三亿人广播。看到钱学森的逝世，让我联想到中国现在蓬勃发展的航空航天事业，随之又让我想到一篇两年前在网上读到被为之深深感动的北大教授潘维的演说稿《科学工作者的祖国》。一个人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自己社会的纽带是永远也剪不断的，即使你想要忽略它，甚至即使你想要剪断、背叛它。国家和身份的认同是任何一个想要在自己的领域内冒尖的人，最终都无法回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