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愤青·建构

今年是鲁迅去世70周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鲁迅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最好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且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读着他的文章长大的。我对鲁迅的了解倒不多， 因为在我的语文课本里开始陆陆续续出现鲁迅的各种文章以前，我就离开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当然，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他的作品我还是拜读过一些的，但说 实话给我的印象并不深；与他同时期的人物当中，反倒是老舍的小说与胡适的一些文章更让我喜欢一点。

官方认可鲁迅，当然有它的政治考量：鲁迅是民国时期最有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而且死得早，躲过以后的政治纷扰。几十年来的灌输，让很多人也喜欢上鲁迅，把鲁 迅捧到了一个远远超过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几位重要思想家、启蒙家。然而我在读他最出名的讽刺小说的时候，总是有点打不起精神，文章吸引不了我；这可能与他把 太多思想带入小说之中有关：我的一位老师就说过，好的小说里，所刻画的人物都是鲜活的，真实的，而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而变得刻板简化。鲁迅的小说大概 就是属于后一种的，所以比不上老舍的《骆驼祥子》，里面描写的老北京，令我虽未曾经历过却万分着迷。

鲁迅被当今一些人看作是愤青的鼻祖（这种看法甚至被收录到了维基百科）；如果不谈观点立场，而就行事风格来说的话，这种说法并不为过；鲁迅最好的文章都是 批判性质的，而且往往以情绪性的发言为多，极少分析理论，也难怪他最有名的文章总是小说或所谓的“杂文”体。这也许是鲁迅始终无法抓住我的最主要原因：你 能够感到在他的文章中，他永远是愤怒的，却搞不懂这种愤怒该如何化解。与当今的左派右派中间派的愤青们一样，鲁迅的最大问题，就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一切，却 无法改变任何东西，甚至提不出改变的方向来。他们永远是破坏性的，永远都不是建设性的，所以永远正确，永不犯错，永远可以站在道德或现实的制高点，或“横 眉冷对”，或跟帖大骂一句“傻逼”。但恰恰是那些不断尝试，不断犯错并因此不断被骂的“傻逼”们，在推动着时代的进步。芬兰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西贝柳斯 （Jean Sibelius）就曾说过一句名言，当他的学生好不容易谱下了第一首乐曲并且发表的时候，招来的竟都是乐评家门的批评和嘲讽，令这个学生很丧气；西贝柳 斯却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座铜像是为批评家们竖立的。”——只会批评不会创作，或者用现代流行的深奥语言，只会解构不会建构的人，如鲁迅，如无数愤 青们，虽看似正确却未必有多大贡献。

当然，今天的中国为鲁迅立的铜像远超过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名人；但在我的心中，更能让我敬佩的只会是那些立志做实事，能够做实事的人。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总是同情那些被无数人咒骂但却是真正白手起家的中国企业家富豪群体，远胜过唾沫横飞的网络煽动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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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矮化”台湾？

布什幕僚和国务院都已经如此公开、直接地威胁恐吓利诱台湾，到底谁在矮化台湾，谁在不把台湾当一个“主权国家”对待？

台湾落到今天的境地，就是自吞20年来反华反共的恶果。以台湾的特殊地位，若不是一直对大陆无端敌视，而是采取两面讨好的方针，今天会被这样当凯子来削吗？

马英九应该在这个时候立即访问大陆，即可以告示华盛顿，台湾并非一定要仰赖美国，相反与美国保持准盟友关系是对美国更有利；同时还可以拉抬一下走下坡的选举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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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是中华治下和平的开始？

古罗马的时候有一个词，叫“Pax Romana”，pax是和平， Pax Romanna就是指“罗马的和平”，也就是说这个稳定的政治格局是处在罗马帝国的支配之下，罗马帝国超级强权的地位保证了政治稳定。

到了19世纪，“Pax Britannica”出现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英帝国超越其他一切强权，在全球范围（而不仅仅只是地中海地区了）内有能力来确保稳定。

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到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世界处于“Pax Americana”，美国治下的和平，至少在美国的诸多西方与东方盟友之间，没有战争，没有权力的恐怖平衡，因为美国超强的势力确保了政治上的稳定与和平。

今天新加坡一个颇具知名度的网络政治评论家Yawning Bread，有一篇分析朝鲜问题的文章，题为Kim's Bomb and Pax Sinica（金的炸弹与中华治下和平）。其中最后一部分的分析特别引人注目：作者认为金正日目前越来越脱离中国的掌控，中国领导人可能开始考虑发动朝鲜内部军事政变，把不听话的金正日干掉，然后在朝鲜重新建立一个代理政权。他更认为：

But when the Chinese,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perhaps, have learnt the art of installing client regimes, they will have acquired an essential skill of a great power, and that skill can be deployed elsewhere should need or strategic desire require. More importantly, they will have broken a psychological barrier: from a country that sees itself as a champion of non-interference, standing up to "imperial" powers like the US, to become an interferer itself, justified by its own notion of "stability".

（但是，当中国通过不断的试错过程，最终掌握了扶植代理证券的艺术，他们也就掌握了一个强权一门重要技能，并能够依据战略需要在其他地方使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突破一个心理障碍：从一个自恃是奉行不干涉主义，反对诸如美国等的“帝国”霸权，转变为一个为了实现自己所理解的“稳定”而积极干预的国家。）

这种看法是非常有趣的，而且至少就朝鲜问题本身来说，尝试秘密从内部干预来推翻金氏政权未必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Yawning Bread所理解的Pax Sinica，首先在近期内无望实现，即使是在东亚地区，美国的影响力依然巨大，中国至今甚至没有能够突破美国的海洋军事封锁。要建立自己认可的政治平衡，首先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英国当年的皇家海军，还是今天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都是维持治下和平的重要力量。

其次，Pax Sinica未必就会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比较一下英国与美国的作风就会发现，两国的治下和平风格完全不同。英国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贸易特权，来建立自己的霸权；而美国则是利用了冷战期间共、资两大阵营的对立，通过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对那些接受自己意识形态的盟国提供军事保障并在全球各地设立军事据点，来稳固霸权。一个是以贸易为主，一个是以政治、军事为主，两者并不相同，而且也基本取决于当时不同的国际形势。

中国其实也曾经有过自己的Pax Sinica；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就是中华帝国影响力的佐证。中国的朝贡体系，主要是以贸易为主，当然也成功地传播了中华文化（这与今日的美国相似）。未来中国，如果真的能够建立新的Pax Sinica，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在全球范围，是否就必须像美国现在所采取的手段（即积极的政治干预）一样，并不确定。中国并不一定要改变过去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主张，来实现自己的治下和平。相反，从目前的发展情势看来，中国更希望透过贸易、经济的联系，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中国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今年来有复苏的迹象，而这并不是透过冷战时的政治联系，而更多的是透过像22国集团这样的贸易合作关系；中国与欧洲、欧盟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也是建筑在日益增强的贸易联系之上的。通过经济手段来增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大概才是中国将要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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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好

所以说到底毛泽东还是伟大，看看这几天美国AIT驻台的一个处长（虽今也算升格为大使级官员了）的讲话就知道该感谢共产党。

杨苏棣要别人有礼貌，你在别人的国家指手画脚，外交礼仪丢哪儿去啦？可别说你现在不是政府官员呀，要不然亲民党是有理由要剥夺你的外交豁免权了。施明德说要美国人把杨苏棣招回去，美国国务院可是在为杨叫好呢。

再看看国民党几个家伙，跟民进党几个家伙的回应，真是吐血了。

所以台湾不配独立，国格根本没有，丢尽中华民族的脸。中共当年被孤立，可没这样求爷爷求奶奶的，苏联老大哥要指手画脚，立马拗断不算，还真枪实弹玩过。若想当年国民党继续当政下去，今天儿敢这样子说话的可不止是个处长了，驻华大使都可以这样无礼——就像美国在其他大多数“盟国”的大使们的表现一样。

所以李敖说，台湾人给美国人当狗，骨头都要自己出钱买，还在那儿汪汪叫要人家承认它；拜托，就这样的表现，你够格跟大人们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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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警察

在伦敦这几天，已经逐渐习惯了刺耳的警笛和呼啸而过的警车。记得第一次到伦敦来的时候，一次迷路了，见前面来了俩巡逻的警察，带着警帽穿着警服，腰间就别了一幅手铐；想起《新概念英语》上的课文，里面提到迷路了就找警察叔叔，于是快步上前去向他们问路，他们竟熟门熟路地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本伦敦地图，指路给我们看。

现在马路上的警察多多了，只是腰里别的再也不只是手铐了，而是个黑色的皮盒子，里面装手枪。有时候甚至有两手提着机关枪在站岗的；今天如果要问路，警察叔叔们手里提着长枪还怎么指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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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自大综合症

前两天网络的焦点还是Shu Min同学，以及以她为代表的新加坡的那一群所谓“精英”们；今天就又有一段YouTube上的录像向我们证明，这世界上哪里都有那么一群自以为是的“精英”，总是自我感觉太好，因此当之无愧成了众人的笑柄。

今天的主角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阿列克谢·韦恩纳（Aleksey Vayner），他在求职时还附上自己制作的一段录像，里面大谈成功（好像每句话里都夹着至少两个success），不明就里的人打开这段录像肯定会以为是某个公司的无聊CEO在接受电视专访呢。

咋就有那么多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呢？上次Lucy高小姐的Email已经够呛，今儿搞出个美国电子版的？

而韦恩纳同学显然缺乏幽默感，居然还要控告人家银行，说他们不应该泄露了这段录像。美国人民还是应当向台湾人民学习，无论是被弄出了个性光碟的璩美凤小姐，还是被爆收钱陪酒削日本凯子的薛凯莉主播，都非但没有提告，反而大大利用急升的知名度狠捞一把，同时还都赚进了老公。既然出名了，就好好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咯，大学生告银行，你要再当一次笑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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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今天下午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 LSE）听一个讲座。LSE每周都会有一到两个向公众开放的讲座，上次马英九来英国，也曾在LSE演讲，我也刚好在伦敦，却不幸晚到无法入场，这次总算没那么多人，得以进入上次同样的演讲场地。今天的主讲人是现任的南非外交部长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医生（Dr. Nkosazana Clarice Dlamini-Zuma），她的前夫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正是前任的南非副总统，现在则被视为是下届南非总统的有力候选人。祖马医生本人也很早就投身于南非的民族自决运动，1970年代就成为争取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一名成员，并在英国读书期间成为南非学生组织的副主席。在1994年第一次南非全民大选后，她出任曼德拉政府内的卫生部长；1999年起担任外交部长。

听完演说，觉得很有收获。演讲是LSE有关联合国60周年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副标题是“发展中国家的观点”（Perspective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祖马医生谈到了过去60年来联合国的成就与困难，以及目前改革的急迫和艰难。她在演讲中多次隐性地批评“安理会中三个握有否决权的西方大国”，以南非人民40年争取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为例证，指责由于这些国家的阻挠而导致联合国的无作为。

演说对我最大的影响在于，它真正让我重新听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观点”。西方媒体的霸权，导致我们的世界几乎就只充满着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音，西方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观”，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必须追求与效仿的对象。自由民主成为了道德制高点，而“落后”的国家却因自身的腐败、经济落后、不平等等各种问题，失去了冷战早期的那种强势与信心。但事实上情况并非那么悲观，如果我们只是从西方媒体那里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当然会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应有的价值观，人类就应该不惜代价地追求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而我从祖马的演说中，却惊奇地发现许多熟悉的语言，正是中国领导人不停地宣扬的——这些语言在我过去看来是多么地微薄，多么地没有力量，但事实上却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今天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口还是占了绝对多数）的信念。确实也是，想想非洲联盟，想想拉美的左倾，想想中国的崛起，想想阿拉伯世界的反美狂潮，谁说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苏联垮台后就是绝对的主宰？

当然，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再采取冷战时期的那种方式来和美国、西方世界斗了，历史证明这样做伤害最大的还是穷国家的人民自己。今天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在贸易、经济领域，跟西方国家做斗争，所谓的南南合作，而中国当之无愧地是多个南南合作组织的领导者，包括祖马在演说中提到的77国集团+中国峰会。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于很多依然处于极度贫穷的国家，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中国近期在非洲的作为，引起许多西方媒体的瞩目与恐慌，惊呼什么中国是新的殖民者；其实中国在非洲很早就有作为，在自己最困难的时代里，中国都还不断地援助非洲兄弟。所谓中国的“非洲殖民主义”政策，在非洲人自己看起来，却比西方提供的援助公平地多，友善地多。西方国家在施与援助的同时，总是要尽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强加于非洲人民；而中国却明白第三世界国家过往的被殖民记忆，因此总是尊重他国的主权和选择权。

演讲刚开始的时候，曾经被打断20多分钟，几个人站起来要祖马解释为何南非支持津巴布韦的腐败政权。这恐怕正好印证了祖马医生演说中试图要传递的观点：西方国家的自大和对待发展中国家时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那些叫嚣“自由津巴布韦”的西方人，有什么权力要一个第三国的外交部长“帮助”津巴布韦人民呢？英国又曾“帮助”过南非人民的解放运动呢？美英今天不还在包庇拉美和中东众多的独裁政权吗？正如祖马医生所说，南非人民用40年的时间自己争取到了自由；如果今天津巴布韦大部分人民认为他们还没有真正享有自由，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去争取他们所希望得到的自由，别国不应该干涉他们的内政。下面有些人在骂她没有权力占据了所谓的“moral high ground”，我真的差一点要站起来跟他说，你才是试图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吧？谁跟你说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连生存都谈不上的非洲人民，就像你这样那么care那些所谓“自由”、“民主”的空泛口号？这些口号，谁能肯定地说，就一定不是你们这些所谓“人权”分子用来掩饰新殖民主义的幌子？毕竟对人们思想的殖民与控制，是比对土地、资源的控制，更可怕的一种殖民运动。这些西方民运分子，并不是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倾听发展中国家的看法，而是在那儿拼命捣乱，实在讨厌。

讲到底，还是邓小平的那句老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别管西方国家和一些无聊分子的骚扰和非难，发展中国家自己先埋头求发展；至少跟60年前比起来，这些自以为是的西方国家已经无法直接控制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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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精英教育

WSM事件这两天发酵得很快，“Wee Shu Min”三个字甚至上了Technorati搜索排行榜的第一名。WSM犯的错误在于，把原本争议较少的经济民生问题（就WSM文章中的主 要内容，我基本上是赞成的，虽然我认为造成她所指出的这种情况，问题也部分出在这个政府本身；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实是这篇文章的语气，和她的出发点），搞成了精英与平民之争，而“精英”一词在新加坡可是非常敏感的。新加坡政府从来都毫不避讳地声明自己是一个meritocracy，精英政府，而不是西式的民主政治。

我不认为精英政治本身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跟以权力博弈为主的民主政治相较起来，精英政治恐怕更具有优势，未尝不是一个更好、更适合亚洲特别是儒家文化的 一种政治体制，而且中国大陆在很多方面看起来也正在尝试走这样一条道路。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新加坡的所谓“统治精英”们，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智慧来担当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当然，新加坡过去40年的例子似乎证明，这群统治精英确实是有能力、有远见的，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城市国家。

然而在我亲身的体验中，却又发现，我所接触到的多数新加坡人，却又都并不特别出色，这一感受在我到英国读书之后特别突出。两个国家同龄的年轻人，同样是在最顶尖的学府，知识水平、见识都完全不在同一水平之上。我的英国同学们对于历史、政治与不同的文化，总是有着令人钦佩的见解，而且思路清晰，文笔流畅，见解深刻。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学生对于政治时事等的看法，就相当肤浅，对于历史的无知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很多新加坡同学赞叹我的英文写作能力，惊讶于为何一个从中学才开始正正经经学习英语的人，能够写出比他们还要好的文章。其实对于语言的掌握并不是决定一个人写作能力的关键；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好的文章，大部分是好在它所传达的内容和信息。如果作者没有深刻的思想，没有思考的能力，再美丽的词句也无法掩盖文章的空泛与薄弱。

而这种思考能力——特别是独立的思考能力——正是大多数新加坡人，包括所谓的“统治精英”们，所缺乏的。新加坡的学校严重偏科，从小就强调理科的教育，而 文科教育却完全忽视。新加坡的中学历史课本肤浅地可怕——整整两年花在介绍新加坡本身100多年的历史，1年时间简略地谈一谈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历史， 而少部分决定在最后一年选修历史的同学，则再学一些一战以后的现代史。更可笑的是，老师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传授解题的技巧上，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和相关的 讨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学生只是应付考试的机器，而无法养成思考的能力。到了初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高二和高三），学生们开始分理科与文科班。90%的 学生选择的是理科，而剩余选择文科的学生中，又有一定比例的学生是由于理科的入学门槛比较高，无奈选择文科的。如此地轻视人文教育，只能严重阻碍新加坡的长远发展。

毫无疑问，当一个落后国家需要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时，科学技术非常重要，一群优秀的科技人才能够脚踏实地地推动国家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大量的 高科技人才为新加坡在80年代的电子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然而，科学方面的发展，至少在起步阶段，其实是相对容易的；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都有定论，或者能够通 过经验及理性推论得到验证，并能够很轻易地模仿。相较之下，人文学科却要培养学生更多方面的能力，所有涉及到人类本身，而不仅仅是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学科， 都往往没有定论，而且无法简单地模仿。在西方国家能够成功实践的制度，照搬到东方国家来，往往失败；但是在美国能够运行的一套计算机系统，带到哪里都能够 行得通。科学的简单，就在于其有限的变数；而人文学科的困难，就在于它所依托的世界，可变的因素太多。

过分强调理科教育的结果，就是学生们能够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但是理性思考不只是抽象地从几个变量，推导出最终的结果——这是计算机都可以做 到的事。好的思考者，需要有识辨、判别由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中，各种细小的因素、变化，然后再考虑出结果。严密的思考，重要的是在于熟悉社会 变化，熟悉人群的想法、意志，而不是那个推导的过程。人文教育就是帮助我们进行这样的周密思考，通过让我们熟悉人类过往的发展历程，熟悉其它思想家的思考方式，熟悉当前社会的运作模式，来掌握独立思考的能力。

因此，拥有完整的人文教育就是让一个人养成他独立的见解与人格；而光注重科学的教育，本质上与教授一个人一项具体的手艺、技能，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医生或 许地位崇高，收入不菲，但如果他只会帮人看病治病，有再多的医学知识，本质上也与一个出色的汽车修理工没什么不同——他们说到底都不过是社会的一个工具而 已，完成特定的工作，却无法思考。

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恰恰就是培养了大批这样的所谓“精英”，能够服从指示，能够当社会的“螺丝钉”，却没有养成思考的能力。当然我从不认为学校教育就是一 个人教育的全部，但是显然在新加坡，极少有人会在课堂之外培养自己的个性发展。他们关心的东西很少涉及游戏、娱乐以外的内容，对于地区内的几个大国——中 国、日本、印度——的了解少得可怜，甚至可怕，更别谈对世界其它地方的了解了。然而真正的精英却是要关怀人文的，是远远不满足于考到10个A1，或者什么 奖学金的。他们的教育绝非是功利的，却是广泛的甚至有点空泛的——看看美国常春藤的本科课程，看看英国精英高中的文化课和各类讲座，这才是培育真正的精英。翻开学校的校刊，前几篇“Feature”永远是关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教育、经济、文化、书评等等……这样的内容，无论如何都无法在新加坡的中学校刊上读到。

所以，当WSM以及许多和与她有着相似背景的新加坡人，以“统治精英”的身份自居的时候，我猜想这才是问题的开始。如果新加坡的教育模式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如果这种教育模式继续培养出这样的精英出来，新加坡未来发展的败局，恐怕无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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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

前天考完LNAT，英国大学的法律入学考试。表现如何我也不知道，30道选择题一如往常地难，去年最高分据说是26/30，平均成绩也就在16/30左右。自我感觉能到20/30就算不错了。第二部分写短文，感觉时间比较紧，没工夫复查一遍。

昨天去了大英博物馆，跟伦敦眼。在博物馆里，看到美索不达美亚馆，联想到这里的东西都是当年英国佬从伊拉克抢来偷来的；旁边KL说现在应该可以加一个展区，“New Arrivals”——新进商品。哈哈。

还有，现在凭Oyster Card，到伦敦眼可以买一送一，等于是半价优惠了。本来还想去旁边的IMAX，但太贵（要价12英镑！）了就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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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没有精英

看到新加坡某位议员的女儿有点自以为是地攻击比她年长很多的一位新加坡人的评论，我觉得她有点太想当然而了。不过那些挖出她私人照片的人也很够无聊的。

新加坡总有一撮人自以为是所谓精英，自视甚高。但说实话这个国家有能力的人不多，小国寡民，人的见识不高，而且过分斤斤计较，不够大气。而且那里的教育制度也并不鼓励独立思考；新加坡学生死记硬背的功夫世界一流，很多人以把整本书背出来去考试为荣。这大概要比中国学生狂做几千道数学物理题还要可怕吧。

精英是要有大视野的，盘算的可不是自己能够在考试中拿多少个A之类的东西。太强势的领导人，驯化出来的人民有些木讷愚钝。那一撮自以为是的“精英”们，基本上也都差不多是这一类的，以勤奋刻苦见长，可知识面太狭窄，文化熏陶不够，这跟新加坡教育当中太过注重数理化，轻视人文教育有很大关系——当然双语教育的后果是，学生们中英两种语言掌握得都不好，所以两种文化都学不好。总之，除了李光耀以外，能够让我钦佩的新加坡人基本上一个都没有（创新科技的沈望傅大概能算上一个例外，这里的一点点私心是因为他跟我可算校友）。

大概今天新加坡困局的问题之一，就是太急功近利的教育体制，培养出一批目光短浅的治国“精英”们。李光耀80年代见到邓小平时，自己说中国的人才应该更好更多，因为这里有很多都是书香门第之后，而新加坡大部分都是福建农民的后代。我想这跟祖先的血统没有太大关系；有关系的是一种文化的环境和底蕴吧。

回头再看这场争论，我真想告诉这位与我同龄的Wee Shu Min同学，不要太自以为是、得意忘形了，有太多的人在许多方面都比你强，即使你考试是全国第一，也未必就说明你有多优秀，或者你在任何一方面都比别人强。而且，一个真正的强者是会以同情心对待那些弱者，那些所谓“losers”或者“suckers”的。当然那些对她做众多攻击的人们，也应该仁慈一点对待一个18岁的teenager，特别是当她已经道歉而且关闭了自己博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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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不一定就是错的

这阵子国内有些人在鼓吹该废了中医，把它说成是巫术邪教之类的东西。说实话，中医可以是巫术，也可以是很好的辅助治疗法，主要取决于你看的是哪门子中医。

中医的基本理论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都是挺玄乎的，不太牢靠；但在实践上，这些理论其实大部分都可以用现代科学重新解释。就像嘴巴里长了个疱，中医就说火气大；你当然可以说所谓“火气”一说是胡扯，根本没这玩意儿；可从另一方面看，所谓“火气”可能就是西医里的细菌感染，所以中医里“消火”的药都基本有效，因为都是杀菌的。医学研究，说到底其实都是经验，背后的理论不重要；一剂药吃下去有效就可以了，何必管它是“消火”还是“杀菌”？中医两千年积累的经验，能说它全是骗人的伪科学么？科学本质上就是实证，中医两千年前的典籍中，就已经描述了人类内脏结构与准确的位置，说明那个时候中医就在解剖尸体了。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更是尝遍各种草药，这不是实证，不是科学是什么？中医的理论系统与西医不同，不代表它就是错的。

中国大陆49年以后的医学进步很大，特别是在中医方面。共产党当年也是抵制中医的，但后来致力于中医的现代化。我妈80年代在中医学院读书的时候，中西医都要学，而且毕业出来跟别的医学院毕业生一样资历，也到普通的医院实习、工作。所以中国的中医，只要是正规学院出来的，基本上都已经非常规范了，西医的诊断报告都看得懂。我妈的许多同学现在都在上海各大医院里面当主治医生之类的，混得好的还有什么博导甚至院长。我妈的一同学到纽约去行医，现在已经在曼哈顿买了两套住宅，开了两间诊所。我妈妈在新加坡行医，一样很受欢迎，特别是在她很有经验的不孕症治疗方面，很多西医也会推荐病人到她这儿来。如果中医都是骗子，那么多骗子骗那么多年骗到那么高级别还挺困难。

中医发展早于现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因此在解释很多临床现象的缘因上，可能有些牵强附会，可能不太符合今天的科学体系。然而实践证明，中医的疗效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基本上可以用今天的科学体系重新解释中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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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

看电视新闻，听到布莱尔好像是在芬兰开欧盟的一个什么会吧，谈到气候变暖问题，用他标准的紧锁双眉和没有口音的英语回答说，“We must be firm in issues of global warming...”。这哥儿们跟他美国兄弟小布什一样，啥事儿都要说要“坚定”、“坚决”，什么firm啊，resolute啊之类的词儿总是挂嘴边。坚定好像是领导人最重要的特质。

说实话我不知道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上，如何能够做到“坚定”？明天宣布所有人不得开汽车了？还是燃油税增加50%？这样坚定个法你们敢吗？

领导人不是一个坚定就完的。没有长远计划地横冲直撞那叫傻。两布总是喜欢显摆他们所谓的坚定的领导力，恐怕主要是要掩饰某些方面的不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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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长选举

台北市长的选战很热闹，除了正蓝旗郝龙斌对决民进党谢长廷外，还有一大帮偏房，从台联的周玉寇，到深蓝的李敖、宋楚瑜，另外还可能有要搅局的抗议天王柯赐海，跟话题女王许纯美。老宋跟李敖跳出来宣布要选以后，郝龙斌的支持率一下子滑落了16个百分点，跟谢长廷的差距虽然还有20点，但是依靠目前34%的支持度，谁也不敢说他就笃定能选上。

这搞得泛蓝（确切地说，是深蓝）一票选民痛苦不堪，纷纷大骂老宋、李敖在搅局，让民进党阿扁暗暗喊爽。但说老实话，这样子的市长选举才是台湾所需要的，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简单的蓝绿板块对决。就算台北选输了又怎样，论资历谢长廷跟宋楚瑜都远超过郝龙斌，人家都是省府级的官员，当一个市长远比当年一个绿军旗下的环保署长要有资格。哪怕是陈水扁，当年当市长都干得不错，而且也还没钱好给他贪。泛蓝选民如果说看不起南部绿色的农民伯伯不懂政治，恐怕自己先要抛开党派颜色，真正好好考虑一下谁才最适合当市长？

更何况从2008年总统大选来考虑，选择郝龙斌或外省籍的台北市长（糟糕的是，这次选举中，郝龙斌、李敖、宋楚瑜和周玉寇居然都是外省人），其实并有不利。郝龙斌与马英九一样，都是外省人，而外省人在全台湾选民中的比例不过12%。外省人已经在国民党军权统治时代掌握了大量资源权力，如果民主化之后，总统、市长两个最重要的民选职位居然都还由外省人同时把持，不要说是本省人不满，有点脑子又公正的外省人也应该要反弹吧！总统、市长，外省蓝军两者最多只能择其一，最好都推举本省人。

而且郝龙斌本身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候选人，很多方面他像马英九，小马哥有的缺点他都有，再加上一些政治的圆滑。马英九当年至少从政不爽了辞职教书去，这位仁兄倒好，新党立委做到一半居然投靠绿营，一个小小的署长就可以把他收买了。如果宋楚瑜所谓的“求官”还不过是没有证据的流言的话，郝龙斌的环保署长可是陈水扁封过了的。而且老宋的价码还是摆在那里的，要就要行政院长，不是个什么署长就可以打发的。

马英九当然也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局势，所以他当初力挺市府里的徒弟，就是不希望看到和他太相似的郝龙斌获提名，结果不成。现在成两难局势，一方面作为上任党主席后的首场选战，而且是在外部形式那么有利的情况下，不得不赢，否则那股挺王金平的势力可能会起来；另一方面，郝龙斌选上市长，大概会是民进党2年后总统选举时最好的助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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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mus Prize

一天都在参加一个跨校的哲学写作比赛，是我们学校发起的，今年第一届。原以为早上的第一张卷子要搞砸，因为是规定的set text，苏格兰大胖子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道德原理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这本书我只是星期六星期天选了一些章节仔细看了一看。结果未料我运气好，看到的有关justice的部分正好是选题。但下午自由发挥的卷子反而没写好，走题了。题目是“Freedom is the obedience of the moral law. Do you agree?”（“自由就是遵守道德法则。你同意吗？”）我看到“freedom”就一兴奋，把准备好的有关freedom的东西全写上去，写了两张纸才发现根本没有回答原题，之后就基本就在胡诌。

反正做完就完了，最后结果居然要到明年1月才能揭晓，据说是评卷子的只有一个老师，所以很慢很慢。

自己犯贱，写完这次比赛再写一篇尼采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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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了一堆现代的哲学家论述之后，再回过头来读尼采，读到的是一头棒喝：傻瓜，再好的理想，要靠强者来实现！这犹如在万里高空飞翔了一圈，往下俯视大地，心里刚开始飘飘然，地球也就这么大，然后突然就重重地摔了下来，让地心引力给自己一个耳光。

尼采的哲学是强者的哲学。他把人分成两种：主人（master）与仆人（slave）。前者将事物分为“好的”（good）与“坏的”（bad）；后者则将事物分成“好的”（good）与“恶的”（evil）。强者否定一切虚弱、微小的事物，追求强大、强权；弱者肯定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却害怕强大、强权，将它们定义为“恶的”。

只有弱者才会抱怨环境、抱怨别人，而从不抱怨自己的懦弱和意志缺乏。强者从自身开始改变。强者想的是如何施加自己的权力、影响力，而弱者想的却是如何报复那些欺负过他们的敌人，在他们的思想里“仇恨”、“不满”是主角。终极的强者是能够直接面对自己心灵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最终征服自己，征服心中的那片虚无，征服与生俱来的恐惧，征服自己无法掌控的欲望。而弱者、仆人，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志。所谓的“良心”，所谓的“罪恶感”，都只是为了弥补自己禁不住诱惑而做出的让自己害怕的行为。上帝的最大用途不过是震慑这些弱者。

尼采是赞同叔本华的虚无主义的，但对他这样一个强者来说，虚无主义是要被征服的，呻吟、抱怨、迷失在感官的欲望之中，不是一个强者应有的作为。The Power to Will是一个强者的标志，一个超人——Übermensch 的标志。也许尼采并不相信救世论，不认为一个人有义务去帮助其他人；从一个强者看来，弱者有责任去改变自己，而强者没有义务去改造弱者。然而尼采还是向往强人社会的，他对古希腊的赞美，对犹太圣经《旧约》的赞美，对歌德《浮士德》的赞美，当然还有对基督教，对《新约》的鄙视，都体现了这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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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的藏书

今年的Study Day由于改变了过往的传统安排，因此引来一阵挞伐之声。首先是名字改成了拉丁文的Studium，有点装腔作势：明明是刚刚进入第四年的传统，搞得像是创办人留下来的东西干吗？然后就是内容上比前几年少了很多，去年每人可以参加5场演讲活动，今年只有3场。以往请来的很多演讲人，来自各个不同领域、职业背景，有披头四的经纪人，有著名的作家，当然也有议员、政治人物；而今年却偏偏搞一个“移民”的主题，请来的人物也都是以政治方面的为多，题目也都必须绕着“移民”来谈。而且，第一场演讲还是全校一起必须参加的。

不过第一场的主讲人是纽约自由女神像民间基金会的主席，主要谈美国的移民传统，放了两个短篇，讲得很感性，我觉得还不错。第二场是一位资深记者，谈的是英国的移民和民族融合问题，我听得昏昏欲睡。然而好戏在后头，是本校的Dr. Geofrey Day的一场有关学校图书馆历史的演讲，让人回味无穷（虽然选择这场演讲的只有大约40个学生，不过是另一场更为受欢迎的演讲的三分之一）。能够看到几百年之久、价值连城的古书，就这样无障碍地放在你面前，而且让你伸手触摸、翻阅，这是何等难得的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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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自建校伊始就保留了一个房间作为图书馆，这个房间在College Hall厨房的第三层，现在是放奶酪的地方（cheese room）。学校最早的藏书主要来自于创办人William of Wykeham，以及他的朋友们。这次展示的两本书中，其中一本是William of Wykeham留下来的彩绘拉丁文手抄本，珍贵之处在于它的颜色丰富，都是由人工一一涂画上去的，每一个人负责添加一种颜色。另一本书的封面则用橡木 （oak）装帧，外部再用牛皮布包裹，防止灰尘进入，也是当时珍贵书籍的特色。这本书的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其中的一幅很罕见的椭圆形世界地图。

说到地图，另一本由一位校友在16世纪捐赠的书，则珍贵在它所使用的纸张与墨水。即使经过400年的风霜，书页依然雪白无暇，而里面的一张地图所使用的颜 料也是最顶级的，特别是其中用于标注海洋、河流的蓝色，提取自天然蓝宝石中的绿矾（copperas），价格极其昂贵。除了这本书之外，16世纪学校获得 的藏书都主要来自于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他担任过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两朝首相（Secretary of State）。他赠送的上千本藏书都是带有锁链的，同时还加上书架，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戴铁链的书（去年曾计划去Hereford Cathedral参观现存全世界最大的锁链图书馆（chained library），后因交通不便作罢）。当时学校为了从伦敦把这些书运回，还花了12先令8便士，租用了16辆两轮运货马车。

同一时期另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Dr. Geoffrey Day在主讲中认为他可能是“the most important Wykehamist in history”），是新版詹姆士圣经（James Authorised Bible）中《新约》的翻译者之一John Harmar。 他于1569至1572年间在Winchester College学习，之后又到牛津大学新学院学习、任教。他是一名虔诚的卡尔文派教徒（Calvinist），在新学院期间翻译了卡尔文有关十诫的讲演并 发表。1585年他被王室钦点为牛津大学希腊语教授；3年之后升任Winchester College的校长（Dr. Day解释，在当时Headmaster of Winchester College一职的地位高于牛津、剑桥的教授）。1596年，学校原来的Warden被任命为Bishop of Winchester，而伊丽莎白女王违反了学校原来的规定，未经Governing Body许可自行任命了一位新的Warden。此举遭到Harmar和其他Fellows的反对，以至当新任命的Warden来到学校接任时，居然被拒之 门外，不被接纳。最后的结果是女王妥协，让Governing Body自行任命Warden，而他们则选择了John Harmar。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去世。在担任学校的Warden期间，Harmar参与了詹姆士钦定版《圣经》新约的翻译工作，而且就是在Winchester College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工作 。也由于参与了这项工作，他获得了当时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的《圣经》首译本，这些珍贵的《圣经》都被留存在了学校。（注：詹姆士钦定版《圣经》 是自1615年起近400年来英语世界唯一的《圣经》。虽然近年来有许多新的译本出现，并开始逐渐取代詹姆士《圣经》，它对英美两国乃至全球所有英语国家 的文化、语言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英语文化中大部分的典故、词汇和表达方式，都来源于詹姆士《圣经》、莎士比亚作品集以及《公祷书》三本最重要的著 作）

到了17世纪中旬英国内战爆发，Winchester College已经拥有了一大批珍贵的藏书，而这些藏书却奇迹般地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当然这除了感谢奇迹之外，大概还与学校的金钱实力和社会关系有 关。当时带领议会军队攻入Winchester城的领袖，正好是Winchester College的校友；在学校支付给军队20英镑之后，他们就放过了自己的母校。相反的，临近的Winchester Cathedral则不能幸免，遭到军队洗劫一空。更妙的是，大教堂里保留的许多珍贵手稿，也在此期间经议会军队交给了学校保留。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Winchester College保留了从大教堂里流落出来的许多中世纪手稿；之后在大教堂的一再要求下，学校才归还了大部分藏品；但是还是有一些无法证明原有主人的手稿， 就这样留在了学校里。因此可以说，战争反而让学校得益。

到了18世纪，一位Winchester当地的地主向学校捐赠了一批新的藏品，他认为学校过于注重古代历史和经典科目，而忽视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因此赠送了一批自然科学方面的二手书籍。这些书籍在当时并不是非常值钱，但其中的一本却可以算得上是增值最快的藏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初版。另一位慷慨的地主，则捐赠了一批2,500册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欧洲语言的著作，这批捐赠彻底改变了学 校原有藏书的结构，从以拉丁文的书籍为主，转为以英文收藏为主。而且这批捐赠中也不乏许多珍品，包括一些全世界仅存两三本善存稿的珍本图书。

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有一位书籍收藏家不得不提：Sir Thomas Phillips。 此公是一名医生，周游过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回英国退休之后开始爱上书籍收藏，他的野心是“收藏所有出版了的书籍”。由于与家人的关系不合，他决心在有生 之年捐出自己的所有藏品，因而联络了多所学术机构，要捐出自己的毕生收藏。Winchester College是他联系的学校中的一所，他赠送的书中包括一套12册由他的私人印刷所特别印制的，封面上印有学校校徽和藏书票的纪念书籍。他原准备将自己 的约50,000本藏书全数捐赠给学校，但条件是学校专门为此建造一座图书馆，而且必须按照他的设计以及选址。由于他提出的设计实在太过古怪，加上地点就 在Mead，也就是School后面的一大片草坪上，地点很不方便，因此学校最后只得拒绝了他的建议。他后来还找过包括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内的多所学 校，却都因他古怪的脾气和奇怪的要求而无法闹得不欢而散。他去世后，其50,000本藏书由伦敦的一对兄弟负责拍卖，最后这对兄弟光靠佣金就获各自赚取超 过一百万英镑，可想而知这批藏品总值的珍贵。也许Winchester College的后人们该为当年失去了获得这批藏书的机会而懊恼；不过正如Dr Day所说的，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今天的Winchester College是一所拥有一件不错的图书馆的伟大学校；而如果当年的Phillips图书馆真地建成了，Winchester College恐怕就不过是一间伟大的图书馆旁附属的不错的学校了。

最近一次重要的藏书捐赠，来自于校友收藏家Viscount Eccles，他曾经担任过下议院议员，并主持了大英图书馆的新馆建设工作。他于1992年决定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包括所有Roxburghe Club成员自费出版的限量版珍贵书籍。Roxburghe Club是英国顶级的书友会组织，成员多为爱好书籍的贵族、富豪，每位成员加入俱乐部时都要自费用最好的材料印制一本名著，送给其他所有成员。由于 Roxburghe Club印行的书籍都选用最好的纸张，并配以优美的彩色插图和特别设计的字体，再加上数量稀少（每本书只为每位会员印制一本），因此特别珍贵。另外，今年 J. P. Bremridge先生向学校捐赠了一批来自于Folio Society 的精装本，Folio Society是一个位于伦敦的私人出版社，专门印制装帧精美的名著，一套书的售价往往上百英镑。这批新的赠品将为Winchester College丰富的图书收藏再添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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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百富榜

胡润的中国首富榜年年都有新名字，这里面我相信肯定有新闻炒作的成分在，可也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步伐。每年的财富榜都有一个焦点人物，03年是陈天桥，04年是黄光裕，05年是严介和，06年则是张茵。

榜单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与汗水，加上一些机遇和运气，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当然与西方国家的老有钱人比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还不够成熟，他们很少从事公益事业，很少踏足文化收藏领域，很少勇敢地面对媒体接受人们的质疑；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可能背负着财富的原罪。但是与欧洲的那些老有钱人比起来，他们的财富都是自己创造的，他们更有权力支配自己的财富。

榜单上四分之一的富豪们仍然是以房地产为主业，这可能又要遭到很多人的诟病。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更多从事不同行业，和能够带来更高附加值以及社会效益的行业的富豪们，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们，至今都还只是处于财富累积的阶段。他们的财富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赚来，而不是像欧美的众多富豪们那样继承而来，或是像许多前共产国家那样通过贱买国有资产得来。新兴的富豪阶层，还未完全长成。即使是在欧洲，大多数的有钱人主要资产也是从祖辈继承而来的土地。英国最富有的人还是Duke of Westminster，而他的资产主要都是伦敦市中心的地皮。土地在所有人口密度高的国家，都是重要的财富，而中国恐怕也不会例外。依靠房地产发家的富豪，未来在比例上可能下降，但总会占据一定的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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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哲学

（作于2006年1月31日）

马基雅维利在英语中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说一个人善于搞“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是说他不择手段；说一个国家的政治“马基雅维利般的肮脏”，是在描述这个地方的政府是多么卑鄙。然而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实在远高明于他之后的卢梭、伏尔泰乃至洛克。

马基雅维利不谈空话，不扯牛鬼蛇神，而只从实际出发，从经验出发，从对国家人民最有利的角度出发，这点上他要比经验主义的开创者洛克更实际。卢梭等人宣称“天赋人权”，洛克说有些权利“与生俱来”，美国《独立宣言》说有些权利“不证自明”，这些思想骨子里就是神权至上，受到了一千多年来基督教思想的错误影响。如果人权是天赋的，作为人类的我们就不能解释、修改、扩张这些权利，来满足我们不同时期的需求；如果有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那当然就否定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地位；如果权利“不证自明”，后人当然也就无从辩驳否定那些随着历史发展而被淘汰了的权利。于是乎一句“这是我的权利”就可以随时被用来当挡箭牌，为自己不当的行为开脱。曾几何时，无论什么权利都变成“与生俱来”、“不证自明”，倒也省了一大批自由民主斗士们的工夫和力气。（最极端的例子是台湾行政部门的所谓“行政消极抵抗权”，行政部门公然违背法律，还可以搬出老天爷给他的“消极抵抗权”来当挡箭牌，实在是对自由民主的一项伟大贡献！）

马基雅维利认识到，有些政体比另一些政治体制更好，并非因为他们尊重所谓的“天赋人权”，而是在这种政治制度更能体现“善”（goods）。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善”包括了独立与稳定，因为国家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人民带来利益、好处——人类之所以愿意放弃部分自由选择群居，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这其中包括了人身安全、物质回报、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保持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为了保护国民的自身利益——当一个国家被占领后，国家机器终将为占领者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国民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当一个国家陷入乱局，它非但无法保障个人利益，反而会回过头来伤害到国民的利益。

马基雅维利进一步指出，要保障国家的稳定，需要一部好的宪法，其中明确平衡罗列各阶级派别的利益，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各阶级派别的利益，经根据各阶层派别实际拥有的权力成正比，谁拥有更大权力谁就应该分配到更大利益。这一点正是马基雅维利被许多人所诟病的思想，然而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只是说出了政治现实，无论在民主还是专制极权国家都是如此。极权国家中，掌握兵权的个人或团体拥有最高权力；民主国家中，则往往是掌握金钱和舆论的人拥有最大权力。所谓民主国家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不过是骗骗小孩的鬼话。老百姓苦等四年才等来一次投票机会，无奈手中选票不过是几千万甚至亿分之一，对个人来说投与不投几乎没有差别。没有人是国家的主人，因为国家根本就是虚拟的概念；照马基雅维利的逻辑说，国家对个人而言只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个人对国家而言也只是实现国家（即国民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马基雅维利另一饱受争议的一点是到底目的的正当性能否为手段的非正当性开脱，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与稳定是否能够采取不正当、不道德的手段。要实现政治目的，就必须拥有最大的政治权力，才有可能将个人的意志、决定灌输于整个国家，没有权力一切的政治目的都免谈。获取政治权力，不是靠枪杆子就是靠笔杆子，而后者往往是更有效安全的方式。掌握了民意就掌握了权力，而政治宣传、舆论导向就是影响民意的方式。比较正义的一方更容易控制民意，因为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正义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自己代表正义。但并不是所有时候正义都能压制邪恶，虽然许许多多空洞的政治口号都回告诉我们“邪不压正”、“XXX必将灭亡”，正义也不可能永远胜利，说到底这还是一场利益的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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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核试，又如何？

朝鲜终于在昨天试爆了一枚小型原子弹，搞得美国跳脚，韩国震惊，日本害怕，甚至老大哥中国也发表了前所未有强音措辞的声明；国际媒体纷纷以头条报道、分析这次重大事件。

可再仔细深入地看，其实这次试爆并没有也无法改变目前朝鲜半岛微妙的局势。《纽约时报》今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布什政府实际上已经“默认了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在朝鲜突破美国的红线之后，又再划了一条红线。对美国来说，朝鲜拥有核武器对其的威胁，根本比不上中东的恐怖分子或是伊朗，后两者有能力打入美国本土，造成直接的伤害。而朝鲜甚至根本没有能力攻击美国的夏威夷，导弹技术不过关，在多的核武器也没用。

对中国来说，虽然外交部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可胡锦涛在与布什通话的时候，又暗示可能不会支持安理会的制裁，还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朝鲜的政权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一旦切断一切外援将可能造成金氏政权的垮台，而这对中国的伤害最大，毕竟这是一个与中国有着长达1,200公里边境线的邻国。

感受到最大影响的，可能还是韩国和日本两个周边国家。但朝鲜问题其实只有中国和美国才有实质的影响力，而这两个大国都因各自的利益不太会因这次事件改变立场。美国依然忙于处理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而且布什政府基本上已经跛脚，再加上深陷伊拉克泥潭；中方虽然对朝鲜小老弟越来越不满，可毕竟还是自己的小老弟，金正日倒了也很麻烦，几十万的难民首先就是个棘手的问题。

对朝鲜而言，这是最后一搏。国际禁运和国内经济的崩溃已经让金正日走投无路，不得已要靠卖毒品、印假钞度日，所以才走出险招要玩核武器跟美国对抗，其实这其中的最基本目的是希望美国缓和与朝鲜的关系。然而朝鲜不是当年的中国，对美国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再加上现在美国的战略中心根本不在东亚，而是在中东，所以这个超级大国根本不想跟一个在它看起来已经垂死的政权打交道。

今天的这个僵局，朝鲜领导人当然负有最大责任。走向改革，走向开放是大趋势，拒绝改革的政权最终都无法生存。但金正日不首先思考自己的改革，却要美国先释放出善意，显见他缺乏领导人的魄力。中国在90年代初遭西方国家的制裁，加上后来苏联的垮台，但邓小平还是力排众议下定决心坚持改革，最终引来改革开放第二春和国际社会的肯定。改变是可以从自身先开始的。

但是美国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布什真的是以传播自由民主的福音为己任，就不应该放过朝鲜这个大好的例子；改善与朝鲜的关系，最后可能会引领朝鲜走上经济改革与政治开放之路；把朝鲜成功、和平地改造，其样板作用要远胜于伊拉克或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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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访问

一场是备受关注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问。换了一个首相，希望能够化解僵局。中日双方都作出了妥协，安倍一上任首先访华，是给中国人面子；中国同意新首相来，也是给日本人面子。

在安倍与胡锦涛、温家宝会面的同时，英国国教圣公会的首脑，坎特伯雷大主教（Arichbishop of Canterbury）罗恩·威廉姆斯博士（Dr Rowan Williams）也正在访华的路上。他将在中国待上两个星期，行程包括了上海、南京、武汉、西安与北京。他将拜会中国基督教会的宗教领袖以及国家宗教局、环保局的官员。此外他还将在上海（沐恩堂）、武汉和北京三地讲道，并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向学员们发表演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10月23日），他还可能将在英国驻京大使馆内举行一场记者会，这将是整个行程中唯一向媒体公开的活动。

上一次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嘉里博士（Dr George Carey）访华还是在1994年。

基督教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处于弱势的文化，很多人所谓的中国有几千万的教徒基本上毫无根据。就上海来说，一般人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基督教堂不超过五个，而且还是新教跟天主教算在一起。传教至今也还是受到限制，这除了跟官方的意识形态有些联系外，恐怕跟外国传教士早些年在中国的一些作为也是有关系的。但是正如在处理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一样，中国在处理与外国教会关系的问题上，也应该采取适度淡化历史的做法。毕竟，外国教会在中国还是曾经有些正面的作为的，中国（特别是在上海和华东、华南地区）许多最早的学校和高等学府，都是传教士开办的。恢复与外国教会的交往，甚至允许他们重新回到中国参与促进我国的教育、慈善与文化事业，既在实质上帮助了国家和人民，又是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进一步开放与自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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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Doubt & Certainty

“Cynicism”一词源自古希腊的犬儒派哲学家，这群人对世界失去理想，因此返璞归真，过上生活简朴的生活，被人嘲笑是过着狗一样的生活，因此得名。犬儒之中最著名的一位哲学家叫第欧根尼（Diogenes），据说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来看他，问他还需要什么（有点像今天领导视察），结果第欧根尼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后来亚历山大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第欧根尼。”

但是，在现代英语表达中，“cynical”是一个负面的形容词，是说一个人极度的悲观，以致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与希望。但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人都是非常cynical的，看事情总是负面，而且喜欢揣测别人的动机。事实上一个人的动机很多，就像一个东西、做一件事的目的也很多。St. Thomas Aquinas是重要的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他对“自然法”（natural law）的阐释很精辟，但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telos”，认为所有东西都是有其唯一目的的。人的性器官是用来繁衍的，所以除了正常的性交外，其他任何性活动都是“不自然”（unnatural）的，都是应该禁止的。但谁规定性器官就一定是用来繁殖的呢？不能只是带来快乐吗？目的往往是多重的，而动机其实也就是人做一件事情的目的，因此也往往是多重的。一个人要选总统，当然有他现实的目的，爱权力，爱名望，为自己的利益集团争取好处；可你也不能就说他完全没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目的。一个执政党当然有保持自己政权与既得利益的考虑，可也有从国家民族大局出发的考虑。毕竟像陈水扁那样一门心思只是贪财的人还是少数。

当然我永远无法证明有多少人是像陈水扁那样，多少还像历史上众多伟人那样有理想存在。但我觉得，永远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别人的人，不会快乐。当我的神学老师谈到有关上帝是否存在的争议时，他很坦诚地表示自己提不出任何理性的证据，但是他指出他依然保持自己的faith，因为“The opposite of faith is not doubt, the opposite of faith is certainty.”（“信仰的反义不是怀疑，信仰的反义是确信。”）

而且，那些极度悲观、愤世嫉俗的人，永远只在那里骂这骂那，只会嘲笑一切却不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参与到变革之中。这样只是让自己痛苦，让旁边的人也不舒服。这个世界会记住的，都是那些创造性的人物，不是那些所谓评论家、批评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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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中国

北大学者潘维并不如一些教授专家一样为大众所熟知，但他的见解却都十分独到精辟，我是偶然一次在一份英语刊物上读到一位印度记者对他的访问，而了解到这个名字的。作为60后的新一代社会政治学者，潘维与目前主导中国学术界的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很大的不同，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更为全面客观，而且提出了一套更为成熟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我推荐的是他几年前的文章《建立迫使官员守法的制度》。

我非常赞成他的论点，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的胡温体制依然没有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换到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政改在80年代是主流之一，但却走歪了路；第三代领导人虽无大作为，却能感觉到有逐步开放，特别是在公共言论领域。原本目前的领导人最有合适的机遇作出改革，但却没有大步向前，反而在一些领域还走了回头路。希望明年17大之后，能够看到权力进一步获得巩固的新领导集体，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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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困局

《远东经济评论》算是国外媒体中比较客观而且有骨气的一个，被李光耀告了也坚持不道歉，宁愿杂志被封。他们对亚太地区的报道也非常深入，对本地区十分了解。十月的《远东经济评论》索性彻彻底底得罪老李一次，公布了所有往来的律师信函，以及三篇批评新加坡的文章：Singapore’s Founding Myths vs. Freedom，The Charade of Meritocracy和Financial Center Pipedreams，分别关于政府如何使用司法钳制言论自由、教育的不平等，以及新加坡金融中心地位的削弱。

其中最后一篇由杂志主编Hugo Restall撰写的文章，应该是击中了新加坡目前问题的核心。从早期的制造业，到80年代的高科技产业，都已经无法继续支撑新加坡的经济成长；随着人力资源的紧张和其他各方面物价水平的上扬，新加坡必须依赖服务业来保持自己的经济优势。而其中又只有金融业大概最适合这个蕞尔小国。如果说在90年代，新加坡争做亚洲金融中心还由于香港97的不确定性而有点眉目，那么香港回归近10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香港作为远东最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由于得到了北京政府的强力支持而已经几乎成为现实。中国最大国有企业的IPO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香港；在中国大陆本身法制还不健全，金融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香港无疑是为大陆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最佳地点。而新加坡唯一还能够保持优势的，只有她作为个人金融产品的中心：新加坡与香港的关系，就如欧洲的苏黎世和伦敦；前者也许是富人的天堂，但后者才是真正的金融中心。

文章中有一段话点出了新加坡目前的痛处：

Singapore is thus paying a price for its government-led economic model, which is intertwined with its system of social control at home. Instead of nurturing a domestic entrepreneurial class with its own vested interests, it has kept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economy under the control of Singapore Inc. Therefore it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not been welcomed abroad in the way that Switzerland’s have.

（因此，新加坡正在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代价，而这种政府模式又是与国内的社会控制体系相关联的。政府将掌控经济的大权揽入“新加坡公司”（Singapore Inc.是对新加坡国有企业的昵称；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控制了新加坡60%的经济——注），而不是在国内鼓励发展起一个与其利益相通的企业家阶层。因此它的金融机构在海外，还不如瑞士的企业那样受欢迎。）

新加坡目前唯一有希望的，只能是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但它与地区内其他国家间不太紧密的关系和经常性的争执——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泰国的政治危机，起因就是新加坡政府的淡马锡集团试图收购前首相他信的家族企业——令邻国对这个岛国都不太放心。相反，他们都争取能够发展自己的金融中心。印度的孟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这里很有可能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金融中心，而这又是新加坡所不具备的优势），都是新加坡的潜在竞争对手。淡马锡最近在海外的强势作为，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然而即使是长期与新加坡保持良好关系的中国政府，也对淡马锡入股中国银行的举动作出反应，最后将淡马锡原定的投资额减少了一半。

新加坡政府的强势作风，在过去为国家的成功崛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一个当地人口不到300万，身处东南亚动荡区域之中的无依无靠的小国家，发展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范例，没有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种政府主导大局的作风，却反讽地成为了新时代里保持新加坡领先地位的最大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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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排名

英国《泰晤士报》今天发表全球百所大学排行榜。当然这种排行榜很多，各家排名出入很大，不过结果还是很有趣的。

中国的北京大学排14，比去年上升1位，是亚洲第一，超过了康奈尔、LSE、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清华从去年的62名迅速提升到28名，排在京都大学、香港大学、纽约大学前面。这项排名是依据对全球3,703位学者和736名雇主的调查作出的。受访的学者被要求列出30所他们认为最适合做学术研究的大学名单。其他方面的情况，例如师生比例、外国学生比例、雇主满意度等也被列入评选。总之，这份排行榜是以本科基础教育作为排名的标准。

我当然无法说这样的排名是否科学。但我一直认为，北大、清华至少在本科教育方面必定是亚洲乃至全世界顶尖学府之一。本科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素质，而优秀的学生又会被最好的大学的名气所吸引。北大、清华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金字招牌，在全国一届600万的考生中，选取那些最最顶尖的几千个，当然是最最优秀的。这样的资源优势，不可能轻易就被香港、新加坡等小地方的富学校一夕之间就超越。如果我在中国，肯定考不上北大清华；但如果我能够考上北大清华，就绝不会选择去香港的大学读书，出再多的奖学金我也不去，因为只有在北大清华你才能遇见全国的尖子同好。

附：部分大学排名
1. 哈佛大学
2. 剑桥大学
3. 牛津大学
4=. MIT
4=. 耶鲁大学
6. 斯坦福大学
7. 加州理工学院
8. 加大伯克莱分校
9. 伦敦帝国理工
10. 普林斯顿大学
11. 芝加哥大学
12. 哥伦比亚大学
...
14. 北京大学
17. LSE
19=. 新加坡国立大学
19=. 东京大学
28. 清华大学
29=. 京都大学
33=. 香港大学
50=. 香港中文大学
58=. 香港科技大学
61=. 南洋理工大学
63. 首尔国立大学
68. 印度管理学院
70=. 大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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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申请

剑桥的申请表格，本来很早就应该拿到的，可由于我的housemaster的疏忽，直到今天早上我们才自己到Careers领到了表格。那里的老师说，表格早就发下去了，而且应该昨天就全部交上来的。

很多人对我申请三一学院的法律感到惊讶。毕竟法律专业的竞争就已经很激烈了，而三一学院又是剑桥最大、最富有、最有名气，而且学术水平也数一数二的学院，这两个加在一起好像是死路一条。我的经济老师评语相当委婉，说申请三一法律的很多都是“目中无人的公学男生，他们可能会成为优秀的律师，却不会被三一录取”，这是把我也算进了将要落榜的“目中无人的公学男生”之中。

不过我最后还是没有动摇，因为我才不要为了进剑桥，而忍受整整3年的不便。要去剑桥，就一定要去最好的学院，自己的房间一定要能够俯瞰剑河，能够在Sir 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图书馆里学习，能够穿着学袍在典型的hammerbeam roof下面享用晚餐。叫我每天坐15分钟的校车往返学院与课堂，这样的事我才不干，就算是能上剑桥也不干。

考不上拉倒，伦敦大学3个学院里，总有1个会要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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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中国·毛泽东

看到闾丘露薇的我的非洲同学的故事，也联想到我自己的非洲同学。我的学校里以英国本地学生为主，再有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以德国人为主，法国人极少）；亚裔大概占10%，大部分为香港人，大陆人只有我一个，还有一些来自新加坡、日本、韩国、泰国和印度的学生。黑人学生最少，而且好像没有一个是英国本地的黑人，都是非洲来的，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尼日利亚。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说英语而不是法语，所以文化上比较亲英国（当然它以前也是英国在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尼日利亚也应该说是在黑非洲国家当中，除了南非以外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个。

但即便如此，尼日利亚也依然是一个极度腐败、混乱的国家。我的那位尼日利亚同学，在家里除了有司机、厨师之外，还有两个保镖。我的Div老师是一个Housemaster，他提到自己曾经与一位尼日利亚的家长谈到他的国家。那位家长在当地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人，他说自己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像我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都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国家了”。尼日利亚早期是英国殖民地，所以有一小批当地人年轻时还有机会接受正统英国式教育；然而到了他们儿女一代，整个教育系统却瘫痪了，于是只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英国的学校去接受教育，自己也不愿意留在那个国家了。那位家长还说,“我认识大约1,000个与我情况相似的尼日利亚人，我会想办法劝他们一起回国，这样我们才可能把国家搞好。”但是谁都知道这基本上不可能。

这让我想到中国的情况。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再多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相反，这里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希望。与20年前出国留学、打工的中国人不同，今天大批的留学生中，相当多一部分人最终是要回国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国家能够提供自己最大的舞台。这与中国76年以后执行的政策当然有很大关系；但能够让这个政策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建立一个有效、权威、强大、稳定的中央政府，而这正是大多数非洲国家所欠缺的。蒋介石的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就很类似现在这些非洲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永远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控制、拥有财富，而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却完全没有希望。所以应该说，能够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与1949年毛泽东打下江山有着密切的关系。蒋介石这样一个军阀政权，即使没有共产党，也不能够在45年后控制住大局，中国今天的情况恐怕与30年代时的旧中国，和今天的非洲一样悲观。

所以毛泽东的功劳确实是不可替代的；今天，就算那1,000个尼日利亚人回去了，我也不相信靠这些文弱书生、商人，就能够摆平军阀、官吏、恶霸、土匪，把国家治理好。他们就像当年的孙中山、陈独秀，吸收了大量西方的理论知识，却无法应用实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给中国带来的痛苦当然是巨大的，但同时没有他，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我的父母亲那一代人对于毛泽东的看法已经不可能改变，因为他们那一代人承受了毛泽东带来的所有苦难。但是如果再过几十年，我们重新评价毛泽东时，应该也有新的、更中立的论断。他对国家的贡献与伤害，都是无人能够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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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一：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Alasdair MacIntyre真的是很折磨人的作家，特别是当你刚刚读过Peter Singer再来读他的书的时候。这本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前三章我基本不知所云，主要是MacIntyre喜欢用超长的句子，一般都可以跨越至少四行，而且除了句号以外基本上没有标点符号。

到了第七章，我终于强迫自己集中精神，仔细阅读，因为这一章与我的兴趣和面试准备有关：Aristotle on Justice。乘自己还没忘记以前，做以下几点纪录：

1. Aristotle's view: no one can be practically rational and yet unjust.
2. 两种正义：校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和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3. 政治权力分配，贵族政治（aristocracy）强过民主（democracy）和寡头政治（oligarchy），因为aristocracy讲究按一个人的“virtue”分配权力，民主只是绝对公平地分配（可能造成对于有能力的人的不公），寡头政治则只在一个小圈子中分配。注意这里的aristocracy接近贤能政治（meritocracy），virtue接近excellence。
4. 人追求不同的目标，最优秀的人追求eudaimonia；应当培养多种virtues，justice是其中一种；能够最终实现所有virtues的人就真正实现了eudaimonia。To act virtuously is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a mean, a middle state between two extreme vices.（这个在神学课上已经学过）
5. We become just by performing just acts.但到底哪些行为是正义的？
6. The concept of phronesi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o rules; we only understand "why this particular situation makes the exercise of some particular moral virtue or the application of some particular rule of justice in acting in some particular way the right thing to do" (p.116).
7. Phronesis有时当然也会用错，这是当我对什么是真正的“善”（good/goods）判断失误时。主要可能是因为对当前形势认识不清，或者对这个善(this particular good)的本质了解不够。
8. 所以需要学习了解真理/善，但是还需要经验。
9. 执行正义有时需要有框架/法律（rules），但正义本身无法界定（cannot be rule-governed）。法官有时可以照现行法律宣判，但现行法律制定时，立法人员并无法典告诉他们应该立什么法，规定什么是合理范围。
10. Natural justice exists; 但同时也有地方的conventions。（natural law正好是今天神学课上的主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展开探讨。
11. 虽然有natural justice，它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与Thomas Aquinas的观点向左），"whether natural or conventional" (p.121)。但后来他又说有些东西是永远属于恶的，例如嫉妒的情绪，或是谋杀、盗窃和通奸等行为。任何立法人员都会立法禁止这类行为。
12. Justice主要设计两个自由人之间的关系，但也可存在与其他关系中，例如家庭和主仆（这里主要都是奴隶）。虽然亚里士多德歧视女性，但如果男性插手女性在家庭中的事务，也构成unjust。
13. 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justice只存在于一个polis，即城邦之中（或一个国家/司法架构下）。

这里最重要的概念是phronesis，也即practi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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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国庆

转载一：新浪网新闻《22万人观看天安门广场国庆升旗仪式》：

新华网北京10月1日电 (记者孙蕾) 曙光初现，繁星散去。1日6时10分，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嘹亮的奏鸣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22万群众深情祝福的目光里，徐徐攀升。国旗升至顶端时，1万只象征和平、吉祥的和平鸽，放飞蓝天。

转载二：旁白·白内障

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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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调·阿扁·下台

目前看来，阿扁是躲不过司法关了，有消息已经出来，阿扁的刑事豁免权，将以“通缉中的共犯”来处理，即无法到案，但会公布案情。陈瑞仁也已经借调基层检查署，准备亲自参与结案，甚至可能参与诉讼过程。

很早就认为陈水扁做不满总统任期，问题只是他能挺到何时。原本以为吕后9月底要出手，结果还是无胆；李登辉也不肯出头，另外三大天王也没什么用。如果司法能够最后压垮阿扁，其实是很鼓舞人心的。

当然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是，陈水扁下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赵少康是第一个公开说阿扁不下台最好的人，因为蓝军这样就可以轻松选上总统、掌控立法院，还有年底的北高市长选举。马英九和他身边的人也肯定是这样想的，所以一直不太主动。李敖最近也表示越是这样下去，民进党就越完蛋。对大陆来说，阿扁这样赖在台上，也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当最可能接替他的副手是一个更不可捉摸的女人的时候。

然而问题是，如果持续这样拖下去，受最大伤害的不仅仅是民进党，还有整个台湾社会。民进党里的人指责施明德导致社会动荡对立，其实是搞错了对象，阿扁才是根源，阿扁下台社会才会恢复平静。陈水扁下台，对台湾最好。对一个能够长期、第一手关注台湾的大陆人来说，对这个岛毕竟还是有一些感情的，还是不希望看到台湾衰败、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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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

这次才是真正领教了英国的天气，变化异常。记得去年的天气还算不错，没下几场雨。今年就不行了，特别是最近一个礼拜，天天下雨。而且刚开始的时候老天还算配合，半夜下雨，白天不下；到周末就不行了，晚上不下白天下，而且专门挑我出门的时候下，刚准备出门上课去，就开始下大雨了。到了学校，过了一会儿又停，可待我要回去，又开始下。本周已经淋了不知几次雨，西装现在反正是当雨衣在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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