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

进了大学，人的社交圈会扩大许多，形形色色不同人等，大家都会打个照面，这点与以往是很不同的。我自己的求学过程还是很复杂的，数一数的话好像上了三个国家一共六七所学校，才最后进了大学；但即使如此，我所能接触到的同学依然很有限。不是说我所认识的同学数量少，也不是说他们都一样——中国、新加坡和英国的学生，性格和文化都完全不同。问题是，我感觉在每一所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有着许多共同的家庭背景，这使得大家在校门内外的聊天或游戏，也都有一些固定的形式。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每所学校内的学生相互都是差不多的，虽然学校与学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可能很大。

大学的体验则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人，会聚集到一个地方，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特色。有人爱玩、有人努力、有人聪明、有人无知；有人爱读柏拉图，有人只看时尚杂志；有人天天泡吧唱K，有人成天闭门读书；有人爱谈政治，也有人只讲黄色笑话。大学让人的视野开阔了，不仅仅因为那些教授和那些无聊的教科书，还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可以天天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干坏事而不被管闲事的父母和老师教训和约束。

对我来说，这些经验都是正面的。在学校里和老师谈一个小时的哲学很好玩，和同学喝酒寻欢看人发酒疯也是一种乐趣，特别是这其中还常常会有不可预见的收获。我曾经一直觉得伦敦和泰晤士河没有什么美丽之处，直到那天凌晨走在河畔，看着空荡荡如死城一般静寂的伦敦，我突然觉得这里还是很美的。这种奇特的美是我绝对想不到、也绝对不会自己去主动寻找的，如果没有人和我同行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大学的价值之一——接触许多人，也许是一些看上去很讨厌的人，也许是一些一辈子都不想碰到的人，但在不经意间他们会带给你一些你没有想到过的收获，无论是他们有意带来的，还是无意间你自己发现的。

开放社会

一个国家思想上的包容、言论上的自由开放，往往是与她的繁荣昌盛同时出现的，但这到底是国家强盛的因还是果，总是有很多人喜欢争执的。当然傻瓜都知道对于此类问题，最好的回答永远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且这也其实是事实；但我最近一直觉得，也许民族的因强盛而提升了的自信心，应该是一个社会能够自由开放的重要原因；至于其政治体制，和包容性的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密切。

一个国家自信于自己的体制和发展进程，就会容忍批评和不同意见，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是占据主流的时候。美国可以标榜自己是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且事实上她所拥有的自由言论空间也确实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但问题是，美国人（或者更广义地来说，西方人）自己首先掌握了这个世界的话语主导权，世界上绝大部分主要的媒体都是说英语的美国媒体，美国价值观即使不被全世界接受，至少也是最被人们所熟悉的一套价值体系。他们的观点在言论自由的市场上，是领导者，所以他们当然支持言论自由了；一场游戏里的赢家，哪会不支持现行的游戏规则呢？

当然美国人、西方人并不一直是这样占据了言论主导权的。20世纪初中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言论的主流，苏联和各地的共产党宣传机器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更“进步”力量的代表，在全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言论开始占据上风；而结果是什么？——大部分今日标榜为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和社会，当时都不遗余力地打击共产党，封杀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乃至彻底禁止共产党集社。连受到共产主义影响最小的美国，都一度有过不光彩的麦卡锡主义。

今天西方世界当然不再打压这些左倾言论了，因为这些言论已经没有了威胁；相反，他们开始重新提倡言论自由、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并且指责中国不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我虽然认为中国今天已经强大到应该有自信来容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即使是无理和无聊的批评；但我有时候还是忍不住会觉得，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偏见、恐惧和不怀好意，确可能对中国造成威胁，也让许多人会觉得有必要来“封杀”某些言论。当一个国家觉得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是有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而这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未必很大。看看台湾吧，这个标榜自由民主的小岛，不允许大陆电视台落地，甚至连凤凰卫视都不让；这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小岛，甚至还不允许大陆记者驻点采访。另外，台湾人进出大陆自由，大陆人到台湾却手续繁琐，而且台湾到现在甚至连通航都还不愿意。原因与中国自己的一些顾虑其实一样：自己是弱势，更需要自我保护。

我们当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为包容、自由的社会中，可这与一个民族的国力和自信心又是紧密相关的。越弱小的民族，越害怕外部世界，越担心自己的社会秩序被人颠覆，也就越排外、越不自由。中国人传统上其实一直都非常包容，对各种宗教、哲学思想都能够接受或者至少和平共处，因为中国一直以世界中心自居；对思想自由的打击更多地发生在西方，因为那里长期以来面临了来自阿拉伯人、蒙古人等东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今天西方的自由开放，一方面当然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繁荣；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主宰的关系。而现在中国其实也是如此，我觉得只要中国继续强盛下去，自信心继续增强的话，社会也只会越来越开放、包容。谁说民族主义就一定是狭隘的呢，当民族主义成为一种自信，它就是包容的力量——看看美国吧，这个全世界最自恋的国家，不就是最自由的么。

台湾

台湾的立法院昨天闭幕了，李敖的立法委员生涯也到此结束；不过我是在今天才偶然看到三年前他竞选立委时的那场演讲。他的演讲和之前陈文茜的致词，好几次都让我有鼓掌的冲动，虽然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那场演讲都是那么遥远。

我必须要承认自己是有那么一点台湾情节的，虽然我从来没到过那个岛。我看过的在世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来自台湾或和台湾有过瓜葛，而我对大陆的作家学者反而并不熟悉，更不用谈读他们的作品了。我是读李敖而不是王朔的作品长大的，是看台湾的政论及娱乐节目而不是大陆的历史连续剧来打发时间的。虽然台湾也有很多比较讨厌的政客乃至学者（比如龙应台），但必须承认这个岛也造就了许多非常出色的人物，而他们多多少少都影响了你我，影响了整个中国。能让我坐在电脑或电视机前看着演说而居然想要一个人在屋子里鼓掌的，大概也就只有台湾的李敖、陈文茜之类的人了——实际上我已经有点太习惯台湾人的演讲方式，以致于我在听大陆的学者讲话时，往往会觉得一点不自在和别扭。

我觉得历史的演变总是很奇怪而且不可预知的。大陆和台湾，其实是中文世界里两个最相近的地方，也是文化最能互相影响的地方。台湾的作家在大陆、大陆的作家在台湾，都很有影响力；大陆的历史剧在台湾、台湾的综艺节目在大陆，收视率也都很高；两岸的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的发展道路，也都是最贴近彼此的，而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却倒各自有各自比较特殊的文化。但如今的政治现实却反而是，台湾和大陆最疏远，疏远到大陆要部署导弹瞄准台湾，台湾要靠当美国的走狗来保护自己；反而是与两岸中国人隔绝了155年、连普通话都不说的香港，先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了；反而是与中国隔绝更久、大部分恐怕连最基本的中国地理知识都不具备的东南亚华人，对中国更有感情（或者说至少更少些敌意），更愿意与大陆亲近。

语言是最天然的阻绝文化交流的屏障；我们一方面希望跨越语言的障碍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和思想，一方面也不太希望看到这个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因为这样很可能的结果是世界上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和主流观点。英语今天是主宰世界的语言，它的强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这个世界只剩下一种主流思维方式了；而中文在这个世界的巴别塔中的地位则很奇怪。一方面她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一方面她的影响力却还不及大部分欧洲语言，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只有一个得奖者是用中文写作的。所以大陆、台湾的作家、思想家，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局限。大陆学者的著述，能够出口影响到另一个社会的地方，大概只有台湾；而台湾的作家，其实除了本土之外，也只有大陆还能够获得一些共鸣。而香港和东南亚，其实很少受到中文写作者们的影响。我在新加坡住了五年，举不出一个知名的用中文写作的东南亚学者，香港也是如此，除了一个金庸——但他的作品实在算不上是精英文化。因此在文化上，大陆和台湾应该是最亲密的。

香港和东南亚，对中国文化上疏远，政治和经济上却越来越亲密；而台湾呢，是唯一还继承到一些中华文化精髓的边陲之地，却反过来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中国本土疏远。台湾说他们要“向世界发声”，但到头来能听到他们声音的，恐怕也就中国大陆而已；我们互相影响彼此，到头来却互相不买账，怎么看起来就有点像是小孩子在吵架啊？

回忆礼拜

以前放假到伦敦，总有几个星期天会被我同学SMW拉去教堂。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有点好奇，因为在Winchester的每周礼拜感觉还很不错，装饰繁华的中世纪礼拜堂配上管风琴声和男童们的天籁之音，再加上有时牧师们的布道文中也充满了启发性的观点，让以前从没有上过教堂的我并不是那么讨厌礼拜——正如校长所说，宗教仪式可以是一种美的享受。但去了一次伦敦的教堂之后，很快就开始发现，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礼拜，并不是都像Winchester那么充满了艺术性。SMW去的那个教堂，虽然很大，而且也地处伦敦中心位置，算得上是伦敦几个重要的教堂之一了，里面的装饰也算得上挺豪华的，却无法让我激起宗教情怀。我以为这原因出在这个教堂不够所谓“high church”，就是不太强调装饰、排场——这里的牧师不穿教袍而只着西装，唱诗班的小孩子也是如此，没有特别的服饰；教堂装饰虽然豪华（全部大理石），却不精致；所以这里更像是新教的许多教派一样，只强调《圣经》和个人对基督教的虔诚，却忽略了英国国教会以及天主教会对宗教仪式、装饰和服装的细致要求。

记得还有一个星期天下午，闲得无聊的我路过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看到外面人们正好在排队进去参加弥撒，我也就排队进去了。本以为西敏寺总该有点不错的宗教仪式了吧，这里的建筑也是中世纪的，按说也该是英国最好的教堂了；这里的牧师也是英国国教会的，所以弄出来的排场也应该很大；而且因为是high church，所以牧师布道不会只谈论《圣经》，而会结合一些现实。可一个小时的弥撒结束后，我还是感到很失望。虽然这里的建筑确实很漂亮，内饰很繁华，弥撒的程序场面也很壮大，音乐也很不错，牧师也确实水平很高，海阔天空地谈了很多，但这感觉还是很不同。

我后来才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是那些参与弥撒的人不一样了。在伦敦的教堂里，你身边坐着的全都是陌生人，穿着不同的衣服，从不同的地方来，又向不同的地方去。所以环境对我而言是陌生的、疏远的；而在学校的礼拜堂，所有坐着的人都是老面孔，环境也非常熟悉，所以一踏入昏暗却美丽的礼拜堂，会产生一种亲切感。我认为是这种亲切感让在Winchester的弥撒出类拔萃。我对基督教最早的认识是从个人的、灵性的角度开始的——它带给我美的享受、它带给我精神的关怀、它带给我智慧的启发。但基督教除了对个人的影响之外，也具有凝聚一个小社会的功效。身处教堂，你就应该是一个紧密社群的一份子。中世纪的基督教，确曾起到过这样的凝聚作用：每周日的礼拜，是一个小镇或乡村上所有人都会参与的团体活动，大家在这里共同接受牧师的布道并赞美上帝，同时也是最好的互相联络感情的方式。教堂既是个人寻求知识与升华的场所，又是互相交流的地方。人与自己的关系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本来就是基督教和所有宗教哲学思想的两大核心。

伦敦的教堂，所缺乏的也许就是后者——这人与他人的关系，今天已经无法在大城市的教堂中得到加强了。所有人也许名义上还都是兄弟姐妹，但如果你连坐在你身旁的那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的话，我觉得这种宗教仪式的意义已经减半了。

对中老年人的期许

下这个标题，有点讽刺的味道。年轻的岁月应该算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唯一有些不爽的是总有一些中老年人喜欢时不时地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指点迷津一下，抑或是发一些关于80后的牢骚（我不幸生于80年代后期，这意味着我还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听到社会上关于批判80后的声音了）。中老年人爱教育人，年轻人往往都懒得搭理，因为我们有太多其他更值得做的事情，不像中老年人只剩下发牢骚了；中老年人总是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的期待，我们则从不对他们寄予任何厚望，因为他们的时光已经所剩不多，没什么可期许的。

想到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前几天看到陈文茜在北京，接受一些媒体的访问，她在言谈间流露出的对年轻人的赞赏，让我有点感叹。台湾的另一个节目主持人蔡康永也曾自称是“少年沙文主义者”；这两个人大概是华人文化圈里少有的能够带着人文关怀来看待年轻人的长辈。李敖当年也是凭着一篇锋芒毕露的《老年人与棒子》，开始闯荡台湾文坛；只是当今年过七十的李大师，也开始和他自己当年笔下的那群“老而不死”的家伙们一样，开始喜欢对年轻人摆起架子来了，而且“落了伍还死活不承认他落伍”——对此，28岁的、激进的李敖对72岁的、连电脑都不会用的李敖有个很精辟的词来描述：顽固。

NIPM以前经常谈到他自己的孩子，和他曾经管过的那些13-17岁的年轻人。我记得我很喜欢他谈论那些比他年轻了一整代的、在他眼里可能只是小屁孩的人时的那种语气语调：不是批判、不是失望、也不是说教，而是一种好奇与局外人的口吻：一方面是对两代人间的差异感到好奇，另一方面又以一种庆幸乃至带一点幸灾乐祸的神态看待今日年轻人所要面对的、他自己曾经面对过的那些相同的挑战与麻烦。但我喜欢他那中置身度外、事不关己的态度——他观察着这些年轻人，但不会去告诉他们人生的“捷径”，不会怀着那种忧国忧民的无聊心情去急切地指出年轻人的不足和失误。事实上，他很清楚有时候他自己作为Housemaster的职权会要求他自己成为那些年轻人所讨厌的对象，他对此也是乐此不疲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带着点娱乐的心态看着年轻人是如何对付他自己这个“老顽固”的。

我发现很多英国人也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小孩和年轻人的：两代人的生活往往可以做些对比，找出许多好玩的差别出来；而长辈们更多了一个乐趣，就是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着年轻人如何做他们曾经做过的挣扎、如何犯他们曾经犯过的错、如何出他们也曾经出过的丑；当然他们也很喜欢行使一些自己手中的小小权力，给年轻人制造点小麻烦——毕竟这些人为的麻烦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都碰到过，也都吃过他们的那些长辈们的苦头。但他们不会太多地介入这群年轻人的生活，他们不会告诉年轻人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处世、怎么做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灿烂生活，才懒得去把年轻人管得太多。

可惜今天中国大多数的中老年人没法以这种处之泰然的心态来看待成长中的年轻人。总有游手好闲的社会贤达专家学者喜欢来关心年轻人是否“精神缺钙”之类的无聊问题。要说缺钙，80后的一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缺钙的一群了，无论是从骨质还是从精神上来说。80后长于物质丰富年代，牛奶喝得多，也许中老年人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多，但我们喝过的牛奶绝对不比他们喝过的牛奶少。至于精神上，80后成长于中国思想、政治、文化最为开放和活跃、信息也是最丰富的年代。国内外一批右派反华人士总是爱说今天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自于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得了吧，别把年轻人当傻子，说得好像80前都是读美帝的教科书长大的。80年代的大学生们除了《新闻联播》以外大概也就听听《美国之音》，反正都是一堆蛊惑人心的政治宣传，只是立场不同而已。今天的大学生面对的却是丰富得多的环境；精神上来说，今日20岁的大学生喝过的奶，大概比中老年人20岁时喝过的水还多。

我不想否认年轻人身上的诸多不足和缺点，但只是觉得中老年人没有必要、恐怕也没有资格来告诉我们路在何方、路该如何走。你们的指点迷津，更多地只是适合今天你们所主导的这个社会；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存法则与生活方式。社会总是在变化中的，把30年前的那一套处世法则用在今天，总是行不通的；所以今天的这一套，也就给你们自己留着用吧，不必传授后人。更何况，在错误中学习与成长，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可不要像中国男足那样踢假球，一上来就已经知道人生的全部答案与结果；我们更享受过程中的乐趣。中老年朋友们或许应该学会两件事：第一，享受你们自己的生活，少管点我们的事；第二，最好站远点，别挡着年轻人的路了——这也许算是我对中老年人的一点期许，但更多的只是自己的一点小牢骚；毕竟还是英伦谚语最贴切：老狗学不了新技（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不指望中老年人能改变态度，只是年轻人也不会太在乎中老年人对他们的评价和“期许”。

转型

周五晚上胡志强来LSE演讲，我和绝大多数前去聆听的台湾、大陆学生一样，是抱着听一场政治演说的期待去的；毕竟现在已经非常临近立委和总统选举了，而且说老实话我印象里台湾也就只剩下政治了。

不过结果却很出乎意料。胡志强当然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毕竟是经过台湾选举历练的，一进门就微笑跟大家道好，一上讲台就开始大讲笑话，说到台北市长马英九、高雄市长叶菊兰都来过LSE了，马英九英俊、叶菊兰性感，他只好靠气质取胜，把现场气氛弄得很轻松。但他的演讲内容却主要都是关于台中——“打造文化之珠台中”；不过不听不知道，大家只顾台湾的政治、选举，未料台中这几年的发展很迅速，特别是在文化产业方面，造剧院、办灯会、搞演唱会，至于请来的国际巨星则是从马友友、祖宾梅塔到帕瓦罗蒂一网打尽，当然建造古根汉博物馆的计划最终因为中央拒绝拨款没有成功，不然又添一桩成就。

胡志强演讲最后提到，“我知道大家都想我谈政治、谈选举”，但他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意义——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叫他再说一遍也不会改变什么，还是谈一些现实一点的东西。这场演讲听下来，我有两个感想：1)胡志强比马英九好，马英九在台北根本没干成什么大事；只可惜胡志强身体不好，“马力”还不够强。2)国民党还是有很多治国人才的，不像民进党——毕竟国民党培养了很多技术官僚，这些人现在都还健在；民进党呢，大多数却都是搞政治的，骂人在行却未必能管人。我觉得民进党很多方面和中共其实很像，都是要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共产党靠枪杆子革命拿政权，民进党则是靠耍嘴皮子赢政权（吕秀莲不是还很得意吗？民进党比共产党还厉害，耍耍嘴皮子就得天下）；问题是拿到了天下再靠枪、再靠嘴，治不了国啊。共产党已经成功转型了，民进党呢？当年的那帮街头小混混还是没什么长进，这其实对民进党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毕竟你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不改变自己就只会被历史淘汰掉。

丘吉尔的戎马生涯

丘吉尔大概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没有人能够忘记他凭借着振奋人心的演说词和惊人的意志力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带领英国保卫自己的独立，保住了大英帝国谢幕时刻的那份尊严。也许二战彻底击垮了英帝国，但也许正如丘吉尔所说的，这个帝国的最后时光却正是她“最光辉的时刻”。

但丘吉尔作为首相的杰出贡献，却不应该掩盖他独特而灿烂的个性。与邓小平一样，丘吉尔大器晚成，虽然很早就步入政坛，却直到66岁才临危受命，接任首相；而数数他执政的日子，也还比不上今日的布莱尔——更何况其中最重要的那一段也不过是1940-1945的那五年。作为首相的丘吉尔，可能原不如作为平民的丘吉尔来得有趣，特别是他的早年生活，更为丰富多彩。

丘吉尔于1930年出版的《我的早年生活》，就是一部他早年生活的回忆录。从他的出生、他与父母亲的关系说起，直到1901年他出任议员为止，丘吉尔一生最初的26年真不可谓平淡：历经哈罗公学、桑赫斯军校、古巴、印度、南非几个阶段，特别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南非历险，从被敌人拘捕到独自逃亡，最后竟幸运地获得当地侨民的帮助求得一条生路。这一过程本身的惊险，配以丘吉尔令人舒畅的仔细描述和不时的英式幽默，让《我的早年生活》变得特别像是一本探险小说。

不过最让我感触的是丘吉尔笔下的那个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那是英国人称霸世界的巅峰时代，世界地图的四分之一被涂上了代表英帝国的红色。而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上层阶级子弟，还以从军入伍、四处征战为荣誉和骄傲。战争对那时的英国人而言，更像是一种体育运动，而不是残酷的厮杀；死亡的威胁好像从来没有在丘吉尔和他同伴的脑海中出现过，相反的，“每次战争前，所有人都会沉静在快乐和亲切的氛围之中”（"Everyone was in that mood of gaiety and heartiness which so often salutes an outbreak of war."）。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还是不可战胜的，一支两三万人的军队，配上步枪、大炮，就能在几万英里外的荒郊野外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驻扎在印度的英国军队，每天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战，不如说是马球赛——丘吉尔自己都还是一位马球好手呢。当然，战争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也就是一场为国家荣誉而进行的“辉煌的游戏”（"a splendid game"）。

当丘吉尔在1930年（他自己的在野岁月）写下这一段历史时，他自己也不禁感叹时代的变化竟会那么快；仅仅14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让英国人面临真正切切的死亡：

This kind of war was full of fascinating thrills. It was not like the Great War. Nobody expected to be killed. Here and there in every regiment or battalion, half a dozen, a score, at the worst thirty or forty, would pay the forfeit; but to the great mass of those who took part in the little wars of Britain in those vanished light-hearted days, this was only a sporting element in a splendid game. Most of us were fated to see a war where the hazards were reversed, where death was the general expectation and severe wounds were counted as lucky escapes, where whole brigades were shorn away under the steel flail of artillery and machine-guns, where the survivors of one tornado knew that they would certainly be consumed in the next or the next after that. (p. 181)

当然丘吉尔和他的国家在十年后要面临又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而之后的英国人再也不可能把轻松地把战争只是当成游戏了。今天，即使是美国都不能说战争只是和世界杯足球赛差不多的国家荣誉的战场而已，这个世界早已习惯了天天看到有美国大兵死在伊拉克的新闻。但一百年来虽然战争的成本直线上升，不变的却是战争本身——布莱尔上台时的那句“我们首次有希望生活在没有战争的年代中”早已成为政治笑话，但更可笑的应该是人类的愚昧以及对杀戮的嗜好。

民主就是一场游戏

这几天Public Law都在讲英国下议院的运作和立法程序，也正好对我的法院行起到了对比的作用，立法和司法的运作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原来有那么多的传统和规则。

我已经提到过，司法需要的是威严、庄重与权威，法官在法庭里简直就是皇帝，行使着极大的权力；法院都建的宏伟巨大，内部装修也很明亮辉煌。但这高高在上的司法却必须服从议会——“议会至上”是英国政治的基石。但有趣的是，这至高无上的议会，却反而很缺乏气派，看起来没有什么权威，反之还要故意弄得寒酸，弄得很小，议会里的议员们也不会像法官那样高高在上，一来他们总是被媒体和老百姓攻击、批评、嘲讽乃至辱骂；二来他们相互之间也绝不手软地互相厮杀，虽然不到台湾国会这种摔鞋子抽耳光的地步，争执却永远是激烈的。

议会民主的真谛就在于这激烈的对抗：两派政治势力的角力，互相地找碴，人为地寻找出可以闹矛盾的地方，没分歧也要制造分歧来玩对抗，这才是民主。一个法案的起草，是由政府部门和部长们构思、专业的律师和法律学者们起草完成的，但必须交由议会三读通过才能成为法律。法律的起草和构思需要专业人士，但法律的最终通过和立法确是一项政治议程。19世纪的一位英国律师和法律起草者Lord Thring就曾说过一句名言：“制定法律就是为了能够在议会通过，就好像制造刀片就是为了能在市场上卖。”（"A bill is made to pass just like a razor is made to sell."）再好、再锋利的刀片，如果没有人愿意买，它就是失败的；再好、再完美的法律，无法在政治上获得接纳，就是失败的。法律人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是，法律只是政治的工具，法律不能逾越政治和政治的主宰者，因为政治才是民意的最终体现（拿台湾的例子而言就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要疯狂，那么就让他们疯狂吧，法律人可没义务也没权力来维持秩序）。英国的立法程序很好地结合了专业与现实利益：法律的起草者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律师，但他们无法决定法律最终的完稿——那是由民选的议员们来决定的。

民主真的与体育运动很相似——大家找个理由来相互较量一番，遵循一套传统的规则章程，以及伟大的运动家精神——场上体面地争个面红耳赤（直接互殴可算不上体面），场下握握手继续合作。看来现代民主能够在英国首先诞生，可能与他们骨子里的那点对体育的热爱也有些关系。这让我想起李敖的一句话——民主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到今天我开始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真正的民主好像就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冲突、对立的过程才真正体现出民主；大家意见再一致，也要寻找出分歧来争论一番。这就是今天的英国保守党和工党：虽然他们的立场已经基本趋于一致了，却还是要找出分歧来互相叫嚣。

说实话，听完这连续四场的有关立法程序的课程，我这个一直对民主政治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开始觉得民主政治居然还有点浪漫气息，而渐渐喜欢上它了。这是一种把政治当游戏来玩的一种体制，它的最大优点也许是让我们意识到，政治绝非人类社会和个人生命的全部，政治也可以是很放松的，也可以只是一场游戏。当然这也意味这样的政治注定是一种奢侈品：很难想象当一个国家在生死存亡关头、在迎头赶上的阶段，能够对政治采取如此轻松的态度。就算是英国人自己，一旦面临着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也摒弃了民主——二战期间的联合政府，就是最好的例子。

马英九到底在搞什么？

一转眼已经12月，距离明年的台湾大选已经不远。这场选举比起4年前的那一场，似乎冷清了许多，也好像已经不那么地重要：毕竟四年前的选举人们还能够将其当作是一场正义对邪恶、理性对狂热的对决，而这次的两个候选人，差别其实并不那么大——至少在两岸问题上，两人的立场几乎没有不同。

台湾越来越多深蓝的选民对马英九的不满早已积怨了很久。他（还有他的搭档萧万长）与李登辉的关系、他在2004年选后对泛蓝选民的强硬驱赶和镇压、以及他刻意对泛绿选民的讨好，早已动摇了马英九在蓝军中的威信。在两岸问题上，马英九的立场已经和谢长廷基本没有区别：至少后者也已经承认“宪法一中”，也已经公开表示支持三通直航；民进党搞入联公投，马英九也毫不避讳地玩返联公投；而马英九甚至还一度试图删除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原则，只是在党内强烈反弹之后当了回缩头乌龟。

我曾经认为支持马英九的理由只有一个最有力、最明显，也是谢长廷不容易做得到的：他当选后可以清算陈水扁家族。我觉得在两个候选人所有条件都相似，甚至谢长廷还占一些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一点是马英九最大的优势。04年那些积怨的深蓝选民、06年那些悲愤的红杉军，如果要对陈水扁出口恶气，如果希望看到正义伸张，则只有投马英九一票。然而现在的情况显然有些复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近日接受陈文茜专访时，并没有否认马英九可能特赦陈水扁以换取选举的平稳进行。他的一句话尤其具有暗示性：“选马英九做朋友，很安全；选马英九做敌人，也相对会获得比较公道的对待。”

如果国民党、马英九真的在考虑，愿意以特赦换取陈水扁和民进党不在选举中玩下流招数，那这恐怕是一桩很愚蠢的买卖。马英九应该自己知道，他并非一个优秀的执政者、管理者，他在台北市长内的政绩甚至还比不上陈水扁；他的善变、他的政治立场的摇摆，恐怕也和陈水扁不相上下，他的政治魅力也早已不比当年选台北市长时的那个“小马哥”。今天马英九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清廉，就是对抗贪腐的决心。如果连这个马英九也愿意拿来交换，我不认为很多选民还会为他而“含泪投票”。我不清楚吴敦义在访谈中到底是在释出什么信息，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民进党故意放出的风声；但我似乎开始觉得，投马英九可能与2000年投陈水扁一样，是一个看似正确，却非常危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