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力

每次乘坐伦敦地铁，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一幕是到站后自动扶梯上的情景。伦敦地铁大都挖得极深，空间又比较狭小，上下都只有自动扶梯代步；而每天上下班高峰时，也总有赶时间的人无法忍受自动扶梯缓慢的移动速度。车到站后，人流抵达自动扶梯的那一刻，人们都自觉地靠扶梯右侧站立，在左侧留出空间，给那些赶时间的人步行出站。自动扶梯右侧的人潮固定不动，左边的人流则不受阻碍地快速向上爬行；偶尔有站错边的乘客，都很快会被身后的人提醒；而大部分人则是在上电梯之前就注意到排队的秩序，自觉地选边站。每次看到这幅景象总是让我感慨，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喜欢把爱国挂在嘴上，但却丝毫都不缺乏民族凝聚力。即使是在以秩序闻名的新加坡，经过许多次宣传之后地铁里的乘客还是都不会主动地靠右站立。

这种自觉，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凝聚力的体现。新加坡的秩序来自于严厉的执法，可一旦缺少了制裁机制，人本性里的懒散就体现了出来。能够用法制创造出一个有秩序、有凝聚力的社会，已经很不容易；但更可贵的，却可能是这种自发的秩序。乘电梯只是一件小事，但体现出来的却是一个民族是否能够自动自发地合作做好一件事。

我觉得这次西藏和圣火事件，就是体现中国人的这种凝聚力的时候。中国网民自发地在MSN上加上红心；中国消费者自发地要在5月1日抵制家乐福一天，本质上这其实和伦敦地铁里的乘客是一样的——能否自己组织起来，创造出一种秩序，或者发出同一种声音？有些自命清高的人嘲笑网民在MSN上加红心的行动幼稚浮浅，批评抵制家乐福的消费者是在发泄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在我看来，这些批评都傲慢得毫无道理。这些行为与其他也许更“实质”的爱国行动并不抵触；通过这些行动，中国人既向世界发出清楚强烈的声音，又是我们民族凝聚力最好的体现。实质重要，表象也同样重要。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许多注重表象的礼仪规范和行为方式。

更何况这种抵制有其实际的意义。许多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的信仰者，总喜欢谈些什么“公民社会”之类的概念。什么是公民社会？说到底就是为他人着想、自发地组织自己的社会与团体，而不仅仅是在政府的威迫强制之下来维护秩序、结社发言。而这次的事件，最大正面的意义就在于中国人自主自发地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MSN，通过抵制，通过海外中国人的护圣火和游行，通过网民对西方媒体谬误的揭露。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体现；真正的公民社会才不会只允许一种价值观存在。一个城市的人民游行抗议最后迫使一家化工厂迁址建设如果能算是公民社会的体现，那么整个国家的人民通过一天的抵制行动来抗议某些西方企业、组织和个人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藐视自己国家的主权，是更大规模的公民社会。这就是一次公民社会的实验。

这次对家乐福的抵制，还是很理性的：没有人在叫嚣要永远抵制法国货或法国超市，我们只是要在那一天让法国感受到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抵制一下身边最贴近他们的法国品牌，难道还不够实质？

火炬·私有财产

先再说点西藏和奥运会的事情。看到奥运火炬到伦敦，引出一大堆混乱场面。我看了三家英国媒体的不同报道，侧重各有不同，其实也反应了各自的立场：BBC最反华，拼命形容沿路的抗议场面，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支持视而不见，一笔带过；《卫报》也侧重声援西藏的抗议活动，里面对首相布朗的描写也很好玩，凸显出他怕惹事，即要来看火炬接力，却又不敢碰触火炬被人骂的场景。但《卫报》最后还是有几段也写到中国人在沿路声援的场面也很壮观，算是有一点平衡。至于《泰晤士报》，我觉得最好地反映出了传统英国人的看法：里面有大篇幅对混乱场面的报道，但侧重点在于给伦敦形象所带来的伤害，批评主办方没有很好地控制场面，出丑的是伦敦人自己。我又到BBC网民评论版看了看，里面果然大部分人的侧重不在于中国和西藏如何如何，而是场面的混乱给英国、给伦敦出丑了，组织地太差。我觉得大部分英国人其实根本不了解西藏，也不太了解中国；但他们很看重礼貌和风度，那些抗议者胡闹地越厉害，真正主流的英国人恐怕只会感觉越糟糕。BBC再怎么选择性报导，却也改变不了英国人个性里的保守成分。

自己这几天终于开始看点书了，首先下手的是Property Law。第一年的Property Law不同其他的课程，涉及西方物权法的很多政治和哲学理论，而不是具体的法律。英国的物权法哲学基础出自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几天仔细读了一下他的东西，还有后来功利主义对物权的新理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间的差异。

生活在17世纪的洛克，宗教思想依然很重——他认为私有财产的基础，还是来自于神。其实人为什么有权利将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占为己有，还不让别人侵犯，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洛克对私有财产的合理化，有两个最重要的理由。首先，对洛克而言，人的生存权是一种“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即“不证自明”的，上帝赋予的人权。而人要生存，当然就需要取得生存下去的资源，所以为了生存，人当然有权将一些资源占为己有。其次，人获取资源总是要付出自己的劳动的，是将自然资源与人的劳动（labour）相结合，才让人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劳动所得的私有财产，当然合理。

洛克最早还为财产的占有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但他自己后来又推翻了这些限制条件。在很多方面洛克的思想就是今天资本主义主流观点的基础，初读让人震惊怎么一个17世纪、处在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初期的哲学家，对货币、劳动等经济概念竟会有如此新颖的看法；但再一想，其实我们今天的经济学观点，也许就是继承自他。

然而问题是，我们继承自洛克的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观，今天的占（西方）世界舆论主流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也源自于洛克——因为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说到底就是洛克口中的这些“自然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而这些普世价值和自然权利又是无法证明，或者按洛克的话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这些人权之所以不证自明，就是因为这都是上帝赋予的；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权利都是上帝所赋予的，根源则来自于《圣经》。所以中国那么多所谓自由主义者，搞到后来都去信基督教，就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哲学根源，搞到后来也就是那一部《圣经》；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其基础之一就来自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

而功利主义者对私有财产的观点，就要世俗地多。边沁就直接斥责所谓私有财产为绝对的自然权利的说法为胡扯，因为这根本就没任何哲学依据。功利主义者是要促进社会幸福的最大化，所以财产在谁的手里最能够让社会共同的幸福值提高，财产就应该属于谁。而如果根据边际递减效应来看的话，那共产主义理想世界中的那种财产绝对平等分配，才能实现幸福最大化。可边沁毕竟是一流的思想家，而不是共产主义空想家；他指出若要保持财产永远绝对平等地分配，那末就势必要不断地调整财富的分配；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高度的不确定性，谁也无法确认自己真正拥有些什么；但确定性却也是幸福感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谁也会喜欢不确定性呢？而人又是天生喜欢拥有一些私人物品的，所以也不可能完全取消私有财产，所以最后还是要寻找一种平衡，即要有一定的财产重分配机制，却又要保护私有财产，保证人们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有一种安全感。

洛克和边沁，代表的就是西方世界对私人财产的两种看法，洛克更为极端，而边沁则更倾向于社会平等，但却也强调尊重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美国选择的道路，基本上是洛克式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部分都是洛克的信徒，“不证自明”的自然权利，就被杰斐逊写入美国《独立宣言》，又受到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明文保护。英国呢，却更倾向与边沁，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只谈所谓”民事自由”（civil liberties），却不谈什么自然权利或人权，更没明确的法律条文保护人身权利，直到最近10年才开始改变。在经济政策上，英国也更倾向于福利社会，高税收起到了很明显的财富调节作用；而美国，直到今天还没有像欧洲那样完善的福利体系。即使是普通民众的情感上，英国人大概也更富同情心一些，比较关心弱势群体；美国则更崇拜成功人士，更多地将贫穷归咎于懒惰和不上进，而不是社会不公。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宪法中明确声明自己为“世俗国家”的美国，其实远比“政教合一”的英国更为宗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