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布中国威胁论

星期六在伦敦，看到《金融时报》上的一片报道，讲到美国国防部新发布的《2007中国军力报告》，提到中国的军力，特别是洲际导弹的实力发展“惊人”，中国的第二代晋级核动力潜艇将能够装载“射程达8,000公里的洲际核弹头；而在陆地，中国即将装备新型可移动式DF-31A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将“覆盖美国全境”。原本被阴霾的伦敦天气搞得很扫兴的我，却因这条消息振奋起来，特地还把报纸保留下来，回到学校后就剪下，贴在我的房间门上。

不过中国政府好像却不太爽，外交部指着这份报告是在散布中国威胁论；要说如此，我这样把消息贴在门外示众，也是在小范围内散布中国威胁论吧？

但要我说，散布中国威胁论又怎样呢？美国人一边在发布“中国威胁论”，一边不还挤破头往中国涌，过来抢钱？什么军力报告、人权报告、环境报告、水源报告、空气质量报告、西藏报告，不管有多少份骂中国的报告出笼，又奈能改变得了中国的吸引力呢？这其实跟美国也很像，全世界那么多人都在咒骂美国的外交政策，嘲笑小布什的愚蠢，乃至诅咒美国的国运（这也包括本人在内），但也不可能改变美国是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前阵子法国在选总统，社会党的女性候选人罗雅尔曾说要抵制北京奥运。当然，跟台湾一样，不太靠谱爱革命的法国人在选举时说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但若要说法国人真抵制，那只能是自取其辱。抵制是要有实力的，要么你本身是大国，要么你有号召力，后面许多国家跟着相应，否则像法国这样的中型国家一家抵制，根本影响不到什么，赌气离场的结果是自己被人遗忘——就跟上海APEC，台湾最后不来一样，伤到的只是自己啊。

美国当然比法国强大很多，但即使是第一大国今天都不可能忽视中国的力量，无论把中国描绘地多么可怕、可憎，美国人还是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以前很多人嘲笑中国的大学生，网上骂完一通美帝，立马上新东方学英文考托福；今天的美国人还不是一样，一边说中国专制独裁落后具威胁性，一面却还要羊入虎口来投资、来推销？

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现在还用得着管人家说什么吗？随便你什么威胁论、崩溃论，随便你什么报告，反正你们西方人也没力量干涉到中国，到最后大家还是只有好好和平相处的份，到最后中美双方也还必须要承认对方的实力。

请帖

我手里拿着一份请柬，是我所在的宿舍毕业生晚餐会请帖，我可以邀请一位老师来参加。我们宿舍总共差不多60个人，今年的毕业生有12个，与往年惯例一样，学年结束时总是由每位毕业生邀请一位老师来参加离别晚会，再加上Housemaster和House tutor（宿舍导师），差不多30个人大吃一顿。

让我感到有趣的是，即使每个人只邀请一位老师，即使学生和老师经过5年都已经那么熟悉，即使大家都住在方圆不超过一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即使晚会的规模不算大，英国人还是要印制好30份精美的请帖，用专用的带宿舍的徽章的请柬纸，“2007届XX宿舍毕业生共同邀请您参加毕业生晚会；6月27日星期一晚上7:30；请回复XXX老师”；再装进一个小信封，发送到每个老师的手里——就好像那本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里面所说的那样，英国人所喜欢强调的“doing things properly”。

还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发给我封email要我做件什么事情，我也就随便回复他已经办好了，结果立即收到一封措辞严厉的答复——“亲爱的炯：我希望你明白，虽然email通讯方便快捷，但却并意味着你可以忘记基本书信礼貌。你毕竟不是在给你的朋友们传手机短信，所以下次答复时请务必加上给收件人的问候。你亲爱的XX。”原来我以为由于答复简短，所以直接就两行回复出去了，却没在开头写上“亲爱的XXX老师”，结果惹得那个老师很不爽。从此以后我每封email开头言必先称“亲爱的XXX”。

读历史

考试将近，不得不恶补一下功课，特别是历史。不过仔细读书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趣味的，特别是我们读的欧洲史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主要就是法国和俄国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正好是一对鲜明的对比，法国正从巅峰走向衰落，常年征战，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再加上宗教纷争，特权阶级内部互看不顺眼，最终导致1789年大革命爆发；而俄国，从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执政开始，享受了30多年的和平飞速发展期，逐渐从欧洲最落后的野蛮国家，进化成西欧强国最惧怕的对手。

有几点和今天的对比是很有趣的。首先，启蒙运动思想家往往被以为是鼓吹自由人权的，其实不然。除了卢梭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的启蒙运动学者都强调国家强权、组织和平等更胜于个人自由；孟德斯鸠就公开对叶卡捷琳娜说，像俄国这样的大国，是需要绝对君权来统治的。这其实也符合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民主至适合于城邦类型的小国家；大国搞民主没有意义，因为单张选票的权力比重都被稀释掉了。

18世纪欧洲思想家推崇的是“警察国家”，这在今天听起来毛骨悚然，但当年的“警察”除了维持治安外，还负责一切公共服务，比如公共卫生、交通、度量衡、消防、外来人口管理等。一个“警察国家”，就是有能力提供这些让生活更舒适的公共服务的国家——其代表就是普鲁士。

叶卡捷琳娜女皇绝对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大君主，她延续了彼得大帝的改革，而且成功地将国家机器的辐射深入到基层——在这之前，俄国幅员广袤，沙皇的统治却毫无效率，山高皇帝远，中央的命令根本达不到基层。正是叶卡捷琳娜改革了地方政府体制，让沙皇的统治更直接，并在各地方建立了包括法院、学校、医院、收容所、监狱、孤儿院之类的公共设施，使俄国的现代化不仅仅再只局限于圣彼得堡，而是向全国铺开。

但从另一方面讲，俄国的底子确实也非常薄。她的强大更多地归于其国土面积大，人口少而资源多，得以成为20世纪东方一霸。但尽管如此，俄国从未真正地实现过现代化，现在好像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将之与中国对比一下，这不得不让人相信，听似空泛的“民族性”其实是有其作用的。俄国历史上连出了两位伟大的改革者，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却还没有能够把国家带入真正的强盛；而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上，数来数去只有邓小平一个真正有作为的改革家，但今天看来中国却已经不可复返地走上复兴之路。这跟国民的素质难道会没有关系吗？

当然如果比较中国与俄罗斯乃至其他的欧洲国家，会发现即使到18世纪，中国的统治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中国人在秦朝就统一了度量衡，欧洲人到18世纪还视作是成功国家的重大成就之一；中国的地方政府到18世纪也早就驾轻就熟了，俄国人却才刚刚建立起来。中国的司法、教育、医疗，到18世纪都早已制度化。马可·波罗游记里就记载了中国人使用纸币交易，那可是元朝时期；而法国人直到法国大革命都还没有流行非金属货币，更别提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了，其落后程度让人瞠目结舌。整个法国18世纪的经济，完全是依靠海外殖民掠夺来支撑，包括臭名昭著的大西洋金三角——载着廉价的欧洲红酒到非洲交换黑奴，再到美洲大陆用黑奴交换棉花之类的农产品带回欧洲。（当然中国人在这方面又要领先欧洲一千多年：奴隶制在中国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消灭了，而英国人直到19世纪初才宣布停止奴隶贸易，这还算是欧洲国家中最早的一个；美国人更不说了，到1860年打内战时还有奴隶；叶卡捷琳娜如此开明的君主，也不敢犯天下大忌解放俄国的农奴。在经济权利方面，中国人显然享有得更多，大部分人都是自由民，拥有自己的耕地；而西方则都是贵族阶层控制土地资源）

我看着这些历史，就觉得许多中国人妄自菲薄，拼命贬低自己国家的历史，完全没有道理。当然西方国家的科技水平后来提升很快，超越中国，但这更多可能还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后果，与政治制度、教育体制关联较少——至少在英国这个最早发展的西方国家里，顶尖的学府更重视的一直以来都还是人文教育，科学学科其实一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逐渐纳入教学范围。与中国人教小孩子四书五经一样，英国学校一直强迫学生读的是古希腊圣贤的著作，拉丁文、希腊文的重要性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高潮，还是远胜过自然科学。

那么说到底，中国在近代开始落后的主因是什么，我看来只有两个：没有进行海外殖民抢掠，以及人口增长逐渐超过农业经济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只能说，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历史过程，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领先全世界。

无聊是从政的第一要素吗？

站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面对着一墙的有关英国政治的书籍，扫过几本英国过往领导人的自传，不经发现两个极突出的共同点：第一，这些自传都厚得像砖头，大多都有七八百页；第二，这些书的书名都极其无聊，像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唐宁街岁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尼格尔·罗森（Nigel Lawson，撒切尔政府后期的财政大臣）的《唐宁街11号的观点》（The View from 11 Downing Street）；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撒切尔之前的首相）的《我的生命进程》（The Course of My Life）。当然美国政客更无聊，克林顿的自传书名竟然就是《我的一生》（My Life）。

如果这帮子政客在退休后还能有精力和功夫写出七八百页没人会看的畅销书，为何不能抽出一点点时间和精力来想个更吸引人点的书名呢？希望下个月就要下台的布莱尔，能够出本无论是名字还是内容都更吸引人的书——像是《看门狗的进化》之类的科普作品。当然布什同志退休后可以写本《如何调教威斯敏斯特犬》，献给爱狗的美国人民。

问题还是谜题？

佛洛依德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把一切都看得比真相简单的，另一类则是把一切看得都比真相复杂的。

再也没有可能找到一对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有着更多相同点的人物了。与佛洛依德一样，他们都是德国裔犹太人，他们都出生于维也纳，都在纳粹的铁蹄踏入那座曾经是20世纪初欧洲文明中心——至少在哲学和音乐方面——的城市前，离开了那里，也最终在1946年10月25日星期五那个特殊的夜晚，来到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H3房间，出席剑桥伦理科学俱乐部（Moral Science Club）的一次活动。

两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时属于佛洛依德的那两类人。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的基本哲学观点确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problems），而只有谜题（puzzles），我们所以为的那些所谓哲学问题，只是语言问题、逻辑问题、社会问题；在他29岁那年写成的，一生中唯一正式出版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地向世界宣布，他已经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虽然他后来意识到他自己的哲学终极解答遗漏了许多内容，但他的根本信仰——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哲学问题——一生都没有改变。从这点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理应属于那种“把一切都看得比真相简单”的人。

而波普尔当然不会同意维特根斯坦的基本论述。波普尔坚持真正的哲学问题始终存在，哲学绝不只是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语言文字游戏，绝不只是有闲阶级喝下午茶时聊天的趣味谈资而已。1946年10月25日晚上发生在国王学院的那场差点演变成暴力事件的争执，其导火索也就在此。在波普尔看来，诸如“明天的太阳是否还会升起”之类的问题是有其真正的哲学意义的，不可能通过解析其语言结构就获得答案。波普尔当然属于那些“把一切看得比真相更复杂”的人。

波普尔在深入探讨哲学问题的同时，也积极介入社会事务、政治运动；他最为被人所知悉的一部著作是在冷战初期所出版的《开放社会与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这是一本从政治哲学观点探讨自由民主体系之必要性的重要作品，将极权社会的源头直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鼻祖柏拉图。这本书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批判是如此之激烈，以至于首先收到手稿的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拒绝出版该书——他们不想出版任何对柏拉图“不敬”（disrespectful）的著作。但这本书的重要性在面世之后立即就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意识到，在整个冷战期间，该书和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并列为自由主义学说的两本圣经。对波普尔来说，哲学与政治是相通的，哲学家不应该只考虑抽象空泛的哲学问题，而应该积极介入思索现实的社会问题。

维特根斯坦则从没跨出纯哲学的范畴，富庶的出身让他对苏联共产主义有着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怀，但自始至终他从没有理论地、系统地讨论过政治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决定一切问题的关键，哲学与政治、社会学、心理学、自然科学之间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而人们之所以陷入逻辑混乱之中而无法自拔，就是因为他们把不相干的语言混淆在了一起。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范畴，他们之间互不相干不相连。所以，用哲学的语言来解释政治问题，注定是要失败的。各门学科都像是一个个不想接触的圆圈，人们可以在圈圈内寻找到所有的答案，但注定无法跨出各自的圈圈，圈圈与圈圈之间的，就是他所常说的“不可说”。我们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无法用语言、理性表达出来——What can be shown, cannot be said。

因此，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其实才是真正地把世界看得更复杂。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认定有些东西仅凭人类本身的理性和语言是无法理解、无法解释的。而波普尔则坚信，哲学语言可以应用在政治议题之上，人类理性能够找到真正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些不重要的“谜题”，并尝试解决它们。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虽然他的成就来自他对“可说”的那部分的阐释，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那“不可说”的部分，那部分在人类理解力之外的东西。而波普尔则根本不认为有所谓“不可说”的存在。他著名的“证伪”理论（falsification principle）就对什么是“科学”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只有那些给出明确假设，并可能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才是科学。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因此都属于科学，而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自然被他归入“伪科学”的垃圾堆里，不值一提。

维特根斯坦的扑克牌，就是一个有关两种世界观如何碰撞、摩擦还差点爆炸起火的故事。而知道今天，我们也还无法说清楚，这世界到底有多么复杂，人类的理性与智力的极限到底在哪里。这一方面可能否决了维特根斯坦的所谓“没有哲学问题，只有谜题”的论点，但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印证了维特根斯坦所看到的人类理性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