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还是谜题？

佛洛依德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把一切都看得比真相简单的，另一类则是把一切看得都比真相复杂的。

再也没有可能找到一对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有着更多相同点的人物了。与佛洛依德一样，他们都是德国裔犹太人，他们都出生于维也纳，都在纳粹的铁蹄踏入那座曾经是20世纪初欧洲文明中心——至少在哲学和音乐方面——的城市前，离开了那里，也最终在1946年10月25日星期五那个特殊的夜晚，来到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H3房间，出席剑桥伦理科学俱乐部（Moral Science Club）的一次活动。

两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时属于佛洛依德的那两类人。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的基本哲学观点确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problems），而只有谜题（puzzles），我们所以为的那些所谓哲学问题，只是语言问题、逻辑问题、社会问题；在他29岁那年写成的，一生中唯一正式出版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地向世界宣布，他已经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虽然他后来意识到他自己的哲学终极解答遗漏了许多内容，但他的根本信仰——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哲学问题——一生都没有改变。从这点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理应属于那种“把一切都看得比真相简单”的人。

而波普尔当然不会同意维特根斯坦的基本论述。波普尔坚持真正的哲学问题始终存在，哲学绝不只是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语言文字游戏，绝不只是有闲阶级喝下午茶时聊天的趣味谈资而已。1946年10月25日晚上发生在国王学院的那场差点演变成暴力事件的争执，其导火索也就在此。在波普尔看来，诸如“明天的太阳是否还会升起”之类的问题是有其真正的哲学意义的，不可能通过解析其语言结构就获得答案。波普尔当然属于那些“把一切看得比真相更复杂”的人。

波普尔在深入探讨哲学问题的同时，也积极介入社会事务、政治运动；他最为被人所知悉的一部著作是在冷战初期所出版的《开放社会与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这是一本从政治哲学观点探讨自由民主体系之必要性的重要作品，将极权社会的源头直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鼻祖柏拉图。这本书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批判是如此之激烈，以至于首先收到手稿的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拒绝出版该书——他们不想出版任何对柏拉图“不敬”（disrespectful）的著作。但这本书的重要性在面世之后立即就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意识到，在整个冷战期间，该书和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并列为自由主义学说的两本圣经。对波普尔来说，哲学与政治是相通的，哲学家不应该只考虑抽象空泛的哲学问题，而应该积极介入思索现实的社会问题。

维特根斯坦则从没跨出纯哲学的范畴，富庶的出身让他对苏联共产主义有着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怀，但自始至终他从没有理论地、系统地讨论过政治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决定一切问题的关键，哲学与政治、社会学、心理学、自然科学之间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而人们之所以陷入逻辑混乱之中而无法自拔，就是因为他们把不相干的语言混淆在了一起。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范畴，他们之间互不相干不相连。所以，用哲学的语言来解释政治问题，注定是要失败的。各门学科都像是一个个不想接触的圆圈，人们可以在圈圈内寻找到所有的答案，但注定无法跨出各自的圈圈，圈圈与圈圈之间的，就是他所常说的“不可说”。我们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无法用语言、理性表达出来——What can be shown, cannot be said。

因此，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其实才是真正地把世界看得更复杂。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认定有些东西仅凭人类本身的理性和语言是无法理解、无法解释的。而波普尔则坚信，哲学语言可以应用在政治议题之上，人类理性能够找到真正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些不重要的“谜题”，并尝试解决它们。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虽然他的成就来自他对“可说”的那部分的阐释，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那“不可说”的部分，那部分在人类理解力之外的东西。而波普尔则根本不认为有所谓“不可说”的存在。他著名的“证伪”理论（falsification principle）就对什么是“科学”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只有那些给出明确假设，并可能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才是科学。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因此都属于科学，而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自然被他归入“伪科学”的垃圾堆里，不值一提。

维特根斯坦的扑克牌，就是一个有关两种世界观如何碰撞、摩擦还差点爆炸起火的故事。而知道今天，我们也还无法说清楚，这世界到底有多么复杂，人类的理性与智力的极限到底在哪里。这一方面可能否决了维特根斯坦的所谓“没有哲学问题，只有谜题”的论点，但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印证了维特根斯坦所看到的人类理性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