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和责任

最近开始看《悲惨世界》，书中第二卷有一章的题目叫《绝对服从的英勇气概》，讲的是卞福汝主教的管家马格洛大娘。长久一来，这位马格洛大娘一直不满主教晚上不锁门的习惯，这一天晚上她又开始唠叨不锁门如何地危险，特别是这一天镇上出现了一个路过的“形迹可疑的恶棍”，晚上一定会出乱子。主教装作没有听到，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大门敞开，欢迎任何一个留宿者的，他相信若真碰上坏人，除了上帝谁也保护不了自己，而作为主教他怎可拒人于门外呢？

马格洛大娘话音未落，真的就有人敲门了，而且进来的正是那位谁都不欢迎、已经被两家旅馆扫地出门了的“形迹可疑的恶棍”——冉阿让。不过与其说作者在这里要形容的是主教的慈悲，不如说雨果是在描写马格洛大娘“绝对服从的英雄气概”——她从最初的目瞪口呆，立刻转变为对主教命令即刻的服从：他为冉阿让添了一副刀叉，为客床铺上白床单，甚至服从了主教的命令，拿出了那两个只有当有来客时才会拿出来做装饰的银烛台，以及酒和银器，而那银器是大娘一开始还不愿意拿出来的。该章的最后一段如此结尾：

“马格洛大娘领会到他的意思，一声不响，走了出去，不大一会，主教要的那三幅食具，在三位进餐人的面前齐齐整整地摆出来了，在台布上面闪闪发光。”

这让我记起NIPM课上有一句话：服从权威是一个人必须学习的技能之一。太多人、太多时候总喜欢以自由、独立意志之类的词汇来为自己的胡作非为和狂妄做辩解，但实际上要能做到马格洛大娘那样的绝对服从，却才是真正需要勇气的：她要抛弃自己的成见与恐惧，完完全全地遵照另一个人的指示行事。在缺乏自由的时代去争取自由，确实需要勇气；但在今天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束缚和极权的年代里，再高举“自由”大旗的人，未必就那么了不起，反而还有可能有一些做作。相反地，一个人要去抛开自己的成见和傲慢，100%地相信、服从一个指令，反而才是更难做到的事情。

在读《悲惨世界》的同时我还在读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The City and Man。此人据称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但我刚刚读过他的另一本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倒发现他的观点很有趣，算是很不错的学者。在这两本书里，Strauss都谈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古希腊的哲人以及之后的基督教学者们，常常强调的一个概念是“自然法则”（natural law）。亚里士多德说人的幸福必须通过服从和实现自然法则来实现的；Thomas Aquinas只是更进了一步，干脆指出所谓的“自然法则”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是《圣经》。这其实跟孔子的哲学有些相似的地方——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追随自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有其位置和责任，做一个人该做的事，负一个人该负的责任，就能得到幸福。而到了现代呢，这帮子政治学家、哲学家却开始抛弃自然法则，开始鼓吹“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前者强调“法”，那牵涉的就不仅仅只是权利，还有要负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前者强调的是“自然”，后者则是“人”，因此前者是不变的，因为自然总是永恒的吧；“人的权利”呢，可以随机应变，可以看情况随性地扩大、缩小，难怪“知情权”、“话语权”之类闻所未闻的廉价的所谓“权利”，这年头倒成流行词了呢，接下去难保不出来什么“胡说八道权”、“诽谤权”呀。

今天看书相继看到这两段，觉得里面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在批判看起来绝对正确的观点之中不足的地方。自由值得尊重，但服从和权威同样珍贵，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具体情况——球场上去对裁判进行辱骂、拒绝服从裁判的指令，绝不是什么值得尊重的追求自由的行为；相反，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裁判不公正或错误的判罚，才真正需要勇气。同样的，所谓的“权利”，不应该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法律包含的不光是权利，还有义务，权利必须是有义务做保障的，在一个人大叫他的权利被侵犯之前，是否应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首先完成了自己的义务、负起了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