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LSE

六十年前的1月30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泰斗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的学术演讲。在其中他提出了关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有趣比较：当两者在历史上都面临着物质资源匮乏、稀缺的问题时，中国和西方文明的解决方式是不同的。中国人是从人的内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儒家教导人们要“知足常乐”，去自我调试以适应环境；而西方人的解决办法则是尽力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想方设法改变周遭的环境而非人自己。两种文明不同选择的结果，是西方更注重自然科学与技术，不断扩展并首先进入了工业时代，将物质匮乏改变为今天的物质丰富，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中国人呢，却只是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渐渐无法负荷，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在物质上落后于西方。联想到经济学第一课，关于“稀缺性”（scarsity）和“欲望”（want）的关系，确实可以印证他的说法。

不过费孝通并为就两者的不同做出价值判断；相反，他在演讲的最后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思考：西方人在不断追求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也并不是只带来进步，而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贪婪带领着西方向海外殖民，对世界其他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是欲望导致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并最终让人类掌握了自我毁灭的技术。而中国虽然在科学技术、经济水平上落后西方许多，但在与西方文明正面接触之前，中国人在战争上所消耗的物质资源却也小得多，更“没有贻害别人”。直到今天这种趋势依然可以被清清楚楚地看到：美国到处穷兵黩武，积极地以武力维护、扩展自己的利益；而中国更倾向于以和平的手段处理国际关系。这其中除了两国国力差距的因素之外，文化大概也是重要的一环。

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是，中国要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世界强国，就必然需要在文化上对外输出、做出贡献；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处理社会组织上的经验，将越来越有借鉴作用。西方人对外扩张、不断试图改变自然环境，在过去两百多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现在却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过去的西方能够向未知的地域扩张、掠夺资源，但今天已经没有未知的领域能够继续探索，自然资源在迅速减少，而且无限扩张的结果只能引起其他地方人民的反抗，导致武力冲突（如911事件）；另一方面，自然界也越来越难以承受人类无限的欲望，环境恶化、土地减少，人类也许最后还是需要部分回到中国古人的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态上来，控制住人内心的那个欲望的魔鬼。如果中国能够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宣传给世界的话，那将是一个远比“自由民主”之类的美国价值观更深入、更具参考作用的文化价值。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我是在60年后的2007年、坐在飞往伦敦、到政经学院报到的路上读到的。而在费孝通当年这篇演讲发表的同一个月，另一个长着东方面孔、后来的名气更为响亮的华人，刚刚离开了伦敦政经学院，到了剑桥继续深造——他就是李光耀。李光耀在LSE只待了2个月，但却在这里受到了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当年的LSE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潮的摇篮，年轻的李光耀当时也被这种思潮所吸引。虽然他后来的政治立场看似已经彻底和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但其实他在关键的一点上，与社会主义者们是共通的——即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势的政府，由政府而不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只是李光耀选择了间接而非直接的手段来介入经济运作，但背后最强大的力量依然是政府；难怪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许多人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坐在飞机上，联想到60年前伦敦政经学院的两个人物和他们的思想，着实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