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有萨特的左岸好

我们今天身处一个高度物质化与商业化的时代，我们在享受各种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之时，却也总喜欢抱怨逝去的高贵精神生活。例如无数文人墨客和艺术家曾经生活过、工作过与光顾过的巴黎左岸，如今却已经堕落为对历史半知半解的游客们拍照歇脚，满足虚荣与浪漫幻想的咖啡馆聚集地。纪德、萨特、海明威、毕加索、加缪，这一个个在这里崛起的大师们，却早已是后继无人。

这似乎是一件应该让人万分惆怅的事。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了解一下那一段充满大师的年代，我们也许会发现，所谓的左岸精神，所谓的精神、文化和思想的力量，其实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丑陋。左岸的黄金年代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那时，漂亮的文化包装还没有经受到严峻的考验，知识分子们还能在左岸的咖啡馆和书店里纸上谈兵，玩弄着漂亮的、高贵的、不让普通人理解的概念和所谓的思想。知识分子们还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介入政治，高调地批判着扩张的帝国主义、腐朽的资本主义，和极权的共产主义。不同立场的大师们，还能边写着完全针锋相对的专栏，边还相约在花神、双叟这样奢华的咖啡馆，或是某位同行家的沙龙里谈天说地——毕竟对他们来说，思想还只是虚无的、可供炫耀的玩具而已。

可很快的，考验就接踵而来。先是在对待苏联的态度这一问题上发生斗争，纪德1936年的《访苏归来》让他在左岸被孤立，罗曼•罗兰公开诋毁这是一本“坏书，一本低劣的书”——巴黎在一年之前刚刚举办过由苏联人和法国共产党组织和筹划的国际作家大会，那可是一次认同左岸精神的知识分子们最大规模的聚会。

紧接着，刚批判完慕尼黑协定的左派和亲共知识分子，却马上要面对苏德协定的尴尬；而当纳粹德国的铁蹄真正踏进巴黎、踏进塞纳河边时，所谓的左岸精神竟一夜之间轻易地土崩瓦解。有人选择了合作，也有人选择了沉默，或是远离政治。代表性的《新法兰西评论》被德国人接管，但实际的编辑工作确是德里厄这个左岸的巴黎人完成的，他的工作显然让纳粹很满意。加利马尔的出版社也照常印刷，只是大部分出版物变成了纳粹的宣传品。但即使如此，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和左岸，却也不乏许多佳作问世，比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加缪的《局外人》等。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即使这些大学者们没有像德里厄或是布拉西雅克那样选择与侵略者合作，却至少是退出了他们曾经热衷“介入”的俗世政治的。在纳粹统治的高潮，这些知识分子们确是隐居左岸，萨特在钻研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毕加索在摆弄他的艺术作品，加缪则在赶写他的传世文学大作。没人在关心水深火热中的法国、欧洲、世界与人民，没人在做积极的抗争。他们是直到纳粹政权崩溃的前夕，才又加入到抗争的队伍中来；——那时的左岸，要说人人都在通敌也许言过其实，但说大部分人只是“透过窗子看抵抗”，却并不过分。

当时少数奋战在第一线的知识分子中，大部分是共产党人，虽然他们在一开始对于那一纸《苏德协定》都不知该如何面对才好。可经受住了第一轮考验的共产党人，大部分却在冷战的初期暴露出自己的虚伪。没有人愿意用对待希特勒的标准来对待同样残酷地反犹、侵略和设立集中营的斯大林；相反，法共内和法共外亲共的左岸知识分子们，严格地遵照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发起一轮又一轮对异己的批判与清算。他们心中也许有困惑、痛苦和挣扎，但最后毕竟还是服从了。毕加索把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比喻为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总会有不合，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冲突，却总是无法割舍情感，藕断丝连。

看完这部20世纪中期有关巴黎左岸知识界的历史，我们真的应该像Christopher Hitchens所指出的那样，反思“对知识分子无限制的轻信”。知识分子并不比其他人更有道德勇气，虽然他们往往能够摆弄文字使我们以为他们更为高尚。道德与知识，勇气与才气，都是不相干的品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不代表着有勇气来选择那条正确的道路——智慧若是配上懦弱，也许只会让人更加痛苦。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有能力的话坚决推荐阅读这本书的原著。该书的中文翻译实在是惨不忍睹，翻得非常拗口、不通顺，而且还错字连篇。书首的中译本序也写得很奇怪，吹嘘这种所谓的左岸精神，还要把这种所谓的精神引进中国。其实我们应该庆幸今天的中国已经和西方一样，不再迷信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大师”们。我们不再需要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的“大师”来指点迷津。

还是让左岸继续成为一个小资们所向往的，昂贵的旅游景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