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

约翰·格雷（John Gray）在英国学术界是有名的悲观主义者，不过这种悲观却为他树立了学术声誉：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体制的瓦解，西方乃至全球都笼罩在一股乐观情绪之中，“历史终结论”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唯有格雷，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带来的将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只是历史的延续（resumption of history）——人类并没有消灭终极邪恶帝国，从此走向自由民主的天堂；相反，我们将回到18、19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国家间将继续为争夺自然资源和土地（而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斗争。

格雷当然不承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而且事实也似乎证明他并不是。正如他所说的，是那群终结论者太天真、太乐观、太无知了；只要稍稍回顾一遍历史，就能看到历史不断在重演。历史并不是线性、直线前进发展的；历史就像季节交替，是一个大轮回。政治、伦理和社会格局，不像科学技术，不可能有不可复原（irreversible）的发展。有许多问题将永远困扰着我们，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人的本性。

格雷教授的这些归纳当然都很正确。西方人受《圣经》和宗教发展的影响，总是相信历史是往前走，并且最终将会抵达天堂，犹如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中所预言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虽然誓言要抛弃宗教，但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其实依然没有走出宗教的迷思；相反，他们对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崇拜，让他们及追随他们的后人们都更加盲目地沉迷于历史进步论。好像有了理性，人类就将无所不能，解决所有所面对的问题。

但事实上，人类即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也越来越难以改变自然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当然令人瞩目，但我们所面临的瓶颈也越来越明显。无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似乎都给人类的理性划下了我们永远也超越不了的界限。人类至今也走不出地球资源的限制，随着资源的不断减少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我们能否继续让所有人都享有现有西方社会的舒适的生活水准（这种生活水平也只是在最近四五十年才开始成为现实），其实没人能够担保。当然，即使我们能够继续保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让更多的人开始享受这种生活水平，环境能否承受这种生活水平所带来的负荷又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今天的这种自信和对科技的崇拜，只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在之前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中，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拥有今日的这种乐观情绪；所有的古代哲学家，几乎都认为生命是痛苦的过程。

当然格雷的成功之处在于将我们带回现实，告诉我们其实生活未必会永远如此美好。但他的悲观也有其局限性；演讲现场有一名听众的提问就直指格雷的软肋：“你对于问题的分析十分透彻，然而在提供解决方法上却很薄弱。请问当你在给各国政府部门提供建议时，更愿意面对的是一个相信历史终究只是个轮回，所以人类永远无法真正改善自身境况的人，还是一个相信历史可以进步，人类可以发展的人？”格雷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是避重就轻的，他认为现在的领导人本身都已经太具理想主义了，比如小布什不顾反对执意进军伊拉克，认为凭着理想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然而小布什的错误与其说是在太具理想主义，不如说他对现实的漠视和无知。然而一个认清现实的人，就不能怀抱理想了么？

我不认同，至少我不希望认同这样的看法。格雷教授自己在演讲中也提出了许多处理未来问题的建议。也就是说，他自己也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也希望尽力改善世界；但如果一个人完全地相信历史只是轮回，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来参与促进世界的发展呢？历史也许确实是一场轮回，我们也许最终也无法改变太多东西；但“知其不可而为之”，也许才是最崇高的一种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