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生二十年之幸

晚上和几个朋友赶到剑桥去听某知名异议份子演讲，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去。20年前那场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才刚生出来，一点印象都没有。20年后我们都长到了他们当年的那个年纪，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心态以及对政府国家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一些人总喜欢把这种年轻人的改变完全归于政府的爱国教育和宣导政策；可在我看来在这信息传播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还能有一个这么善于公关宣传和洗脑的政府机关那才真叫是个奇迹。这种心态、民意上的变化难道不正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国家的进步，这当然是他不太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许也应该理解和体谅他们。毕竟二十年前这些人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走在了最前面，他们今天很可能会像他们许多的同学们那样已经很成功，参与到中国这20年来的成长并分享到其中的果实。而今天这些人却因为年轻时的冲动可能要付出一生的代价，永远地被阻挡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之外。

把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和他们那个时代相比，我当然还是觉得自己这一代更幸运，所以也理所当然地更优秀。我们这一代有那么多人有机会从大学本科时代就开始接受西方教育，又能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各种最新的信息传播渠道接触到全世界第一手的资讯以及各种观点立场。一个愿意思考的年轻人在今天是有比他们当年丰富得多的素材和养料，最后形成的观点也理所当然应该更为成熟理性。所以听完他的演讲，我最衷心的感慨也许真的就是，太庆幸自己晚二十年出生了啊！

（另：愿意思考的年轻人今天还是很多的，至少我在LSE碰到的许多朋友们对那场事件都了解得很清楚。我们记忆中毫无印象，但其实任何一个中国人若是真要详细了解事情的经过，还是有太多的渠道来把它当历史读的。我还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就还在Wikipedia上编写过有关的条目，搞得后来到英国念高中的时候还收到《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Philip Pan的电邮要采访我。当我因为不太想说出自己写的时候才十四五岁吓着他时，他还以为我是心中有什么顾忌不敢说，让我觉得很好笑。从这些外国媒体记者的心态上，就不难猜出他们写出来的报道会是什么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