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录

昨天深夜至今天凌晨的某个时间点，我正准备上床就寝，孜孜不倦热爱学习与辩论的AM同学就闯进了我的房间。AM同学年龄还小志向却很远大，立下决心要创造历史，成为英国自二战以来首位剑桥出身的首相——虽然他还暂时未能得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

“我要跟你谈谈我最新的一个观察。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很想18世纪的法国。”

“为啥呀？”

“你们最近不是在开什么代表大会吗？一年只开一次是吧？这不是很像法国当年的国民大会之类的东西，短期的国会？”

“我很敬佩你对新闻时事的关心度。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英国国会每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幕、闭幕的呢。但我可不认为中国跟18世纪的法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当然AM同学之后的一大段关于中国的发言可无法体现出一个未来（剑桥毕业的）首相的知识水准。坚定的社会主义者AM同志认为，中国现处于人吃人、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但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劳工充沛，所以难以实现产业链的提升，因此将长期处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他认为中国政府有责任为悲惨的劳工们提供最低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助纣为虐，让劳动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听起来是个挺不错的主意。可是钱从哪儿来呢？天上掉下来吗？”

“你们不是有几千亿外汇储备吗？拿出来用呗。”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上经济课的结果，一点经济学常识都没有。外汇储备哪能用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呢——外汇储备，就是外汇的储备，都是外国货币堆在保险箱里的，是我们不得不买来保持自己的货币更加便宜的，以让我们的产品也更加便宜的——这样就能够把财富从你们这些可恶的海盗和殖民者的后代那里夺过来。若要把这些钱拿出来用在国内建设上，就要把它们卖掉换人民币；可那不是自打嘴巴吗？”

“不管怎么样，政府应当帮助工人们，而不是站在资本家一边。国有企业不该被资本家本侵吞，而是让工人们共享。”

“可说实话，很多国有企业能够存活到今天，靠的就是那些杰出的管理者，或者你口中的‘资本家’啊。要不是他们，那些企业早就倒闭了。我觉得现在让他们分享一些股份，也情有可原啊。”

然后AM终于爆发了：“什么？这太过份了。我一直以为你也是个社会主义者，现在才知道你也是个右派。我鄙视你！劳动人民创造财富，却被一小撮犯罪分子盗窃了！”

“可那些‘资本家’也在创造财富，而且创造地更多更多。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再多的工人也救不活，只能添乱；但一个杰出的管理者就能让它起死回生，你说该不该给他奖励？”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该帮帮中下阶层。可你们的政府现在却是在搞重商主义。看看中国的劳工，再跟英国的工人弟兄们比一比，那叫个悲惨呐！”

“随便你说什么，老兄；但中国现在第一还缺钱，第二这些财富主要还是要靠那些资本家来创造——他们就是所谓的先进生产力嘛！等咱们跟你们一样有钱来，再来想法子照顾照顾工人们，成不成？”

…………

类似的对话就这样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总之是半夜里一场奇怪的争论。不过之所以要在这里记录下来的原因是，AM让我更清楚地归纳了自己的想法。今天早上我就对AM说，“我发现，我本质上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和你一样，相信政府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还是正面的，而不是那些该死的自由派们所形容的那样万恶不赦，将我们带向‘奴役的道路’。但我们在如何达到目标的方法上，有不同的看法。你强调政府直接接入，我觉得该借助、利用资本家们，间接改良才会更有效率。”

我始终找不到一个我能够完全赞同的理论——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什么鬼主意，我对它们一些基本的价值都不赞同——这可能是我对所有这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理解还不够，也有可能是根本就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涵盖这个复杂的社会。而且，一旦真心彻底地信服于一种理论，就可能掉入一个教条主义的陷阱——歪曲现实来套用理论，而不是先了解显示再来应用合适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