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的归牛顿

我觉得一个人若要追求学术的人生，有两件事情必须先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及理性的局限性。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与启蒙运动时代不同。我们缺乏的不是理性，而恰恰是一种敬畏，一种对自我局限性认识的不足。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宣扬的是理性的力量。他们的巨大成功意味着人类开始迈向另一个极端，即对理性的过度迷信。林语堂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就是中国学者对理性崇拜的最早批判。

西方学者对理性的反思其实在20世纪初也已经开始。无论是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还是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都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动”。但林语堂是从东方的观点来挑战理性的，如他所说，理性、唯物的传统不见于中国哲学；没有一个中国先哲曾像西方哲学家那样，试图用逻辑语言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孔子的《论语》也好，老子的《道德经》也罢，都只是哲人的言论集，读这些书就像看王尔德的隽语集，里面的道理是靠人自己来感悟的，而不是通过逻辑语言来证明的。而佛教到了中国后演变出来的禅宗，更是强调“顿悟”，小和尚若是敢问“禅”是什么之类的蠢问题，是要被师傅掴一巴掌作为答复的。

西方神学传统试图用理性去认识上帝，无疑是可笑的——如果我们承认上帝无限，而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话。整个基督教神学理论在今天受到大部分人的抛弃，就是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神怎么可能是通过理性来认识得了的呢。用林语堂的话来说，怎么能“用一根铁锹来撬开一个蚌”呢。像美国那些极端的基督教徒一样，硬要把《圣经》放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的地位来当生物教科书用，就很白痴了；真正要读懂《圣经》，应当寻找它背后的哲学与伦理价值。

虽然我们可以嘲笑那些相信上帝7天创造出世界的傻瓜，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也在犯类似的“铁锹撬蚌”，或者是让骆驼穿针眼的错误。对理性的迷信，以为理性能够带领我们知晓一切，就是这类错误；最后的结果就不仅仅是我们抛弃宗教，更严重的则是陷入科学迷信之中，其他一切不可证伪的东西都成为伪科学的垃圾。然而也许最终极的理性，就是让我们认识到理性的局限，认识到理性与人类其他感情、思维功能的不同位置和用途。基督教里有句话，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一句，让牛顿的也归牛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