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前天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篇
有关中国的文章,内容却是令人难以置信地亲中,难怪一个美国律师看了之后会
感叹,难道政客一定要下台之后才能正确思考?
可西方的政客也许真的就只有在下台之后,或临近下台之前,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布莱尔自己在文章中也这么说:
During my 10 years as British leader, I could see the accelerating pace of China's continued emergence as a major power. I gave speeches about China, I understood it analytically. But I did not feel it emotionally and therefore did not fully understand it politically.
(在我担任英国领导人的十年间,我看到中国不断加速成长为一个重要强过。我发表有关中国的演讲,理性分析地来理解中国。但我并没有在情感上去感受她,所以并没有真正地在政治上理解她。)
然后他说他在其下台的一年间,已经来过中国四次,而且很快又要再来;在与中国人的广泛接触中,他感觉到中国人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期待;没有人生活在恐惧和怨愤中。他甚至还忠告西方的政论家:可以告诉中国还有多长的路要走,但请先承认她已经走过的道路。(Observers should illuminate the distance to go, by all means, but recognize the distance traveled.)
我感觉布莱尔的态度转变很有意思。当然英国人首先也许要比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更友善一点,因为毕竟他们没像美国人那样把中国看成或许会挑战自己领导地位的国家——他们早已不是世界的中心。英国人也更重视文化和历史,所以也比较尊重中国更悠久灿烂的文明,虽然他们对这个遥远的文明不太了解。
但布莱尔除了作为英国人受到的熏陶之外,他下台后更频繁、更亲密地和中国社会接触,显然是他转变态度的主因。像他自己所讲的,担任首相的时候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都来自第三方,其中也许部分是很准确的,但很多也是非常偏颇的,问题就在于对中国缺乏了解的领导人,根本无法辨别其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只是僵化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当他下台后,亲自和中国社会近距离地广泛接触,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思维和想法。
布莱尔的这篇文章我是从那个美国律师的Blog上看到的,有趣的是下面还有许多美国愤青的留言,大多是大骂布莱尔的(再次证明,愤青非中国特产,狭隘的爱国主义也非中国特产)。这些批评里面最主流的一点就是:布莱尔这小子下台后在中国做生意啊,所以开始说中国的好话了。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或许也是有点道理的:西方的商人相比起政客和记者来,算是最亲中的一群人了,否则怎么解释西方媒体有多么多的驻华媒体记者,可最后写出来的报道大部分还是那么不公正。但问题不在于商人在中国赚到了钱拿到了好处,所以帮中国人说话;关键大概还是在于他们毕竟和中国普通社会的接触最深入。那些西方媒体的记者们,有几个能说中文,看得懂中国的报纸,能够和中国人直接交谈呢?他们又有几个愿意跳脱思维的条条框框,走出对立真正去了解中国呢?他们关心的说到底还是一切有关中国的负面的新闻,一听到哪里有什么动乱就兴奋地冲出去采访,却并不关心身边普通中国人的想法。当然照新闻学的观点来,他们大概还会狡辩说只有人咬狗才有新闻价值。但如果所有媒体关心的只是人咬狗,那么我们显然就不能光从新闻媒体中来理解一个国家、社会,因为媒体会把这个社会的某一个层面过度放大,而不去关心社会真正的主流。
(最后题外话,《华尔街日报》下面说布莱尔现在还在耶鲁神学院教书。布莱尔虽然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可耶鲁神学院又不是礼拜堂,可以随便让虔诚的信徒来讲道。神学可是最早进入西方大学的专业学术研究啊,耶鲁怎么会聘请这个下过战争命令的半调子神学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