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和中国
星期二, 六月 23, 2009西方媒体这两天异常关注伊朗的局势,Boris Johnson也在自己的博客中把这次事件和奥巴马的当选以及前不久他在开罗大学的那篇被西方媒体以头版刊登的重要演讲联系起来。Boris Johnson对伊朗局势的分析非常直接地体现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其中有一段写得更是直白:
Barack Obama has shown the Iranian bourgeoisie that America is willing to engage, to treat their country with respect, and it is that sudden hope – of a new role and status for Iran – that is driving the protesters to see if they can be rid of their crazy regime.稍稍仔细分析一下目前伊朗局势的人,都可能不由自主地再次联想到20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伊朗和当年的中国一样,面临着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路线之争,面临着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村传统势力的利益分割,也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境及高通货膨胀。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则是,今天伊朗的那批改革派,也和20年前中国那些追求改革的学生、知识分子一样,对美国、对西方怀有期待和希望,对他们的价值观趋之若鹜。也许不能说是美国人、西方人煽动了这两次政治事件,但没有西方人的鼓励和同情,没有西方人舆论上的支援,局势不可能如此恶化、走向不可收拾的冲突。当柴小姐那一夜对美国之音说出那番话的时候,我相信她是道出了广场上许多人心里的真实想法的:让血流得越多,革命者就握有更多的正义,就能得到更多外界的奥援。
当然他们所期待的奥援最终没有来;当美国人在台面上祭出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时,背地里老布什在第一时间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那时的苏联还没有垮,那时的中国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而美国人、西方人也从来就是以自己利益为最高盘算的。回看今天的伊朗,以Boris Johnson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对抗议者的同情与支持当然发自内心,但原因可不是像Boris同学冠冕堂皇所言的那样,是由于伊朗人在30年来与民主来了一次最亲密接触:若论民主,伊朗选举的民主性超过穆斯林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国家,而其中的一大半是美欧最亲密最传统的盟友。他们兴奋的原因应该就和20年前一样再清楚不过:这是一次在一个不怎么听话的国家里制造骚乱乃至更替政权的好机会。
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可能发生像伊朗那样的事件,人们担心的不是城市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挑战,而更可能是发生在农村的不稳定;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也对美国没有任何期待、对自由民主之类的口号也多了些冷淡和质疑。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也许能让各种叛逆的声音得到表达和放大,可当你真正回到国内接触社会,你很快就会发现大多数人特别是开始踏入职场逐渐走向社会主流的80后们对挑战现有秩序没有丝毫兴趣和热情。美欧媒体老爱嘲笑中国政府拙劣的公关、宣传技巧,外交部发言人的表达方式常被拿来当做笑料来欣赏,但中国政府其实打赢了这场针对中产阶级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公关宣传战。中国政府也许太想要尽快忘却20年前的事件,但美国和西方也同样太不愿意翻过20年前的那一页,因为毕竟1989是他们最接近历史终点、最接近胜利的一年。所以今天的伊朗政局,大概也就是美国人在全球价值观输出不断碰壁而且还引起反弹效应、形象跌落至谷底的今天,所能找寻到的一剂强心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