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信心何干？

很多经济系的学生和半调子的经济学家，看到这次金融危机后，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总是什么要“恢复市场信心”。我现在最烦就是有人开始谈什么救市良方就是要恢复信心。你们学经济学了半天，最后学到的就是什么信心问题，那还学个啥经济，改行学心理学去算了。

那天我和LFF在说，在我看来这次金融风暴就和市场信心毫无关系。如果说一个真实价值是一元钱的东西在市场上只能卖到五毛钱，也许还和信心有点关系；可一个一元钱的东西之前在市场上被抄到五块钱，现在回到一块钱，这是回归理性啊，缺乏个啥信心？次贷风暴，本质上不就是一个一元钱的东西恢复到真实价格嘛？美国的那些穷人本来就买不起房子，根本也就不该买房子，只是以前市场丧失理性，借钱给他们去买房子，抄高房价，现在只是回归理性，重新发现他们根本没能力买房子罢了。

至于整体经济遭殃，那也是正常的反应。繁荣已经被华尔街那些混蛋的investment banker和冰岛那些空手套白狼的老百姓们透支了，现在开始只是为过去的透支还债而已。出来混，欠了债，总是要还的，这不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人也该知道。

人类惹出来的那么多次金融风暴，大多都是跟在一段非理性的繁荣之后的。要说市场有什么心理问题的话，恐怕主要的不会是缺乏信心，而是常常太多信心，以致到了让贪婪吞噬了理智的地步。

人不是只会说话而已

We are each of an unsocial, taciturn disposition, unwilling to speak, unless we expect to say something that will amaze the whole room, and be handed down to posterity with all the éclat of a proverb.

（我们都是安静、不爱交际的性格，不愿意讲话，除非我们说的东西会震惊四座，然后被当成警世名言而流芳百世。）

在《傲慢与偏见》无数的名言中，我最喜欢的就是Elizabeth和Mr. Darcy第一次见面时对他说的这句话，所以还特别放在了自己博客的副标题中。喜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个性也就是像Elizabeth和Darcy这样的，不太爱多说话，因为总觉得要说就要说些有意义的话（或者至少是“震惊四座”的话）；那种一说出去别人甚至自己就忘掉的话，我就懒得开口说了。

前几天在Class上，碰到几个那种老爱说话的家伙，可他们的回答总是很空泛，一听就知道是那种根本不知道答案，却硬要胡诌一番的人。我觉得我自己从很小的时候起，也一直生活在一种印象下，觉得大胆敢言、能出头、爱霸占话筒的性格，就是值得鼓励和发展的性格，甚至一度为自己的内向而感到有点自卑。我觉得中国大部分的孩子，或者说至少是中国城市里的大部分孩子，从小被灌输的一种教育似乎也是要大胆、要能说会道，觉得中国人传统上的那种内敛、温和，是不好的性格。

可我现在却开始觉得，其实表现欲太强并不是件好事；这种人往往缺乏自省和深入思考的能力，只是急于把自己脑子里最粗略的想法立即地表现出来，也往往不会聆听然后分析别人的意见和想法。而自省和聆听，其实是更重要、更高级的能力；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通过哭喊或微笑来表达自己最直接的感觉，但要能做到深藏不露地应对，却是很不容易的事。

在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自信自己知道答案的时候，当然应该开口说话，参与讨论；可啥事都爱出风头，爱表现，却没有真正的内涵与思想，那就是傻瓜了。那种所谓要鼓励人们去“展现自我”的教育思路，是很浮浅的。我们要展现的是有内涵的自我，真正的自我，而不是空洞的自我。内涵与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也才是区分一个演说家、作家、艺术家的唯一标准。好的演说、好的文章，关键是好在它的中心思想；文采和风格只是次要的而已。毕竟人和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不在于那张能发出声音的嘴巴（太多动物都能开口发音了），而在于那张能够分析思考的脑袋瓜。

牛奶和酒

上个礼拜买了瓶巧克力奶，只喝了两口就放在冰箱里，直到今天早上才发现，却早已过了保质期。突然联想到一句《圣经》里的比喻，"Let him kiss me with the kisses of his mouth: for thy love is better than wine."

我可不觉得爱情比美酒好，好酒越放越醇；爱情更像牛奶，是有保质期的，再香的奶放着瞻仰太久却不喝干净的话，也总会馊掉。纵使是再美丽的脸庞，再可爱的笑容，再抚媚的眼神，时间久了味道总也会变质，过了期限也只能形同陌路。更像酒的应该是友情，存放时间越长越香醇，几年不见的老友也能照样热络，甚至还更有味道。

当然说到底酒和牛奶终究还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早上起来有人帮你冲牛奶是种幸福，晚上有朋友陪你醉酒通宵同样是种快乐。酒喝多了伤身，不小心喝下馊掉的，乃至是放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同样有害心智健康。

Opportunity vs. Responsibility

Thomas Friedman今天到LSE来宣传他的新书，主题是关于环境和绿色能源的。用今晚主持人的话来说，Friedman直到昨天之前一直可算是《纽约时报》最著名的专栏作家了（因为同样在《纽约时报》写专栏的Paul Krugman昨天刚刚得到诺贝尔奖，立即名声大涨），更以一本《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获得全球知名度。

全球暖化这样的话题这几年热得很，大多数人恐怕都已经听得厌烦了。但Friedman对这个问题的切入点我觉得很能代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他来说，应对全球暖化、发掘绿色新能源，是人类的挑战但却也更是机遇。他觉得任何一个国家，若能够首先解决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就将主宰世界。引领绿色革命的国家，就将在世界竞争中胜出；绿色能源是继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发展机遇。“许多中国人抱怨，西方人用了150年廉价肮脏的能源，现在是时候也让中国享受150年肮脏但廉价的能源的时候了；但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们，以公平原则来说你们当然有权利要求和西方人一样继续使用不清洁的能源，但如果美国人有一天真正开创出新的清洁能源时，那你们就要永远向我们购买这种新型能源了。”

这与欧洲人习惯的思维模式不同。欧洲人是最早意识到并开始唠叨全球暖化的，但对他们来说这更多的是一个需要人类共同来承担的责任——节能减炭的责任，环保的责任，减少垃圾掩埋的责任，签订并执行京都议定书的责任。在Friedman讲话之后，LSE的Nick Stern教授的关于“如何进行全球合作来解决温室效应”的提问就很明显地体现出欧洲人的思维模式。欧洲人强调的是collaboration，但Friedman整场演讲的主题内容其实是围绕competition展开的——如何在能源危机的时代里领先别人找出新的清洁能源方案。欧洲人强调的是每个国家、每个政府、每个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更倾向于用法律和强制、约束手段来面对能源问题；但美国人强调的是通过市场（以及国家间的）竞争及科技创新来解决问题，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制订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开发新型能源。

所以有时候不得不佩服美国人的斗志和开拓精神。同一个挑战，两种视角；虽然责任也很重要，但进步毕竟是要通过把握机遇来取得的。究竟哪个国家能够在这场新世纪的清洁能源之争中获胜呢？我也像Friedman先生一样，当然希望是我自己的国家取胜。

做人不能太偏激

和平奖最后还是没颁给他。讲到底最后还是忍不住要怀疑是西方某些媒体炒作出来的。决定诺贝尔和平奖的只有五个人，又不对外公布候选人名单，谁那么高的功夫能预测出得奖人。反正只要炒作一下，让中国难受一阵子，最后就算是空穴来风，目的也达到了。

不过还是转载一段胡佳律师与胡佳父母的谈话（2007年12月29日）。他爸妈都还是明白人，可也要跟着这个儿子一起倒霉：

胡爸：问题是我们老了，没有这个精力了，我们没有这个精力。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而且年岁还那么大了，我们没有这个精力再去跟人家周旋了。实际上，对这件事情我是我有看法的，胡佳我不赞成。因为现在从我的经历来讲，我是37年生人，我见过日本人。我们是皖南正好是战争，我也见过国民党也见过解放。到了大学的时候，类似的这些事情我也都经历过。相比起来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好得多了。我们有的时候，在以前那种情况下，说实在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遗留给我们的人思想状况或人的素质都是相当糟糕的。所以你说现在，即使发展了搞好了里面有没有这些渣子的余孽存在，有。

实际上胡佳是个傻蛋，就是在被反对国家现在领导政策的人利用拿他毁坏我们国家的声誉。所以你讲什么理啊，要讲理胡佳最后他要听我的话，谁也不敢找他，我不跟你搞这些东西。想把国家治理好，年轻人发愤图强，我领导这个国家行不行啊。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从以前发展过来的。要想在底下反对上面不可能的，你要想搞好你要站在最上层，你可以做好。你没有这个本事。我现在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我不参与这个事儿。我今年已经是快72岁了，我劝胡佳你可以写东西或者你愿意学法律也行，现在我还有能力供你，你自己充实自己，你得有工作能力。你学财经也行，你以后赚钱，赚钱你去发展也行。或者你为国家发展生产力也行，你不要泛泛的。有的时候好像你多能耐，没有效果。被人利用，两方面都利用他，对胡佳没有利。现在国家安定当然是最主要的，因为它要发展，它主要就要安定。

李劲松：对。

胡爸：所以任何人做任何事情第一个这个界线不能越，你越过了他就要用其他的手段来治理你。他治理你，那就不一定样样都是规矩了。所以我劝胡佳，我们要永远掌握社会这个规律，谁不敢找你。现在不像以前了，以前人都是提心吊胆的，谁也不敢做。现在没有这些现象了，你可以任意发表意见只要你不造成社会的动乱就行。他要听我的，我想我能够给他做。现在他不听你的，不跟你说。所以你也没办法了，因此这个事情我只能采取回避的办法。

当然我的儿子，即使我跟他的看法不一致，他有了这种遭遇我心里也是过意不去的。

他对于父母也不能体贴，你说我们为什么了什么？就是为了他平平安安。一般的人到这个时候就退休了，最多干到65岁，我现在70多了。我这么大岁数的，给别人办事儿为了什么？就为了让孩子们，当然我也不是为了胡佳一个人。我在干是为了大家，为了让你们平平安安的生活。

胡妈：现在老年跟年轻的壮年的思想不一样，就求个平安。你要真说中国乱起来，按照朴素的话说：“赶明儿你养老金没地领去了。”

胡爸：对，说实在的我们说话都讲道理的。从自古以来我们没有把农民当人看的，解放以后农民是最倒霉的，什么都没有了，土地分给你还没捂热就给你调走了，完了以后就全没了。现在土地等于给了老百姓，只不过是不好说，实际上就还给人家了。农业税也不要了，尤其这一次说的改革开放发展的结果，就是发展创造的这些东西老百姓都能分享实际上不容易啊。毕竟他们现在当政的，说实在的比我还年轻的多呢，你要求他太高不可能。你只要求他本人就行了，你说他底下所有的人都不会出问题，不可能的。毛老头留下滥摊子里面，那些人说实在都是打砸抢的说实在就是整人的，一个不例外。你想你这个国家能够一下子就变得那么好，不可能只是间接。所以现在提出来就不错，循序渐进、与时俱进，就是不断的改进。你现在要突然变，苏联就是这样，苏联变得比较突然。中国要变得突然，那比苏联早得多了，中国是没有它那个基础。所以有些事儿真不好说，你说你给他讲吧他也不听，他又不跟你说话。

可是遇到这个事儿吧我大人也不能不管吧，胡佳小的时候我背过他的，我带过他呀。

现在他对外怎么好，我不知道。反正他对我们比较狠，你想我们这两个要求你并不高，就要你平平安安，你这一点做不到。

胡妈：所谓狠就是说他体谅父母，你这些行动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起码替他担心吧，我们俩都曾经病过一场，就是为他“64”这个事情。

胡爸：有些事情你说话的时候，不能老站那么高高的指着这个指着那里，你自己做得到做不到。

李劲松：我刚才跟大妈都说的，我说批评应该建设性的批评，你知道正确的该怎么做再说他可以，如果换你去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错，你批评他是不公平的。

胡爸：虽然我一辈子也很坎坷，我是清华大学毕业打的右派，84年入的党。

但是我有这条是永远不会变的。我绝对不在别的国家说我们自己国家不好。我到日本去也那样，尽管我们不好我也不在他那儿揭露出来。所以他有的时候动不动就宣传我就不赞成的。人家说我们不好，我们自己不能说自己不好。

李劲松：我那次在胡佳他们小区的时候，跟那些国保的聊过天。我说：“不管是什么人在外国人面前我们都是中国人。”当时那天有很多的外国记者去了。

胡爸：你跟胡佳不错，有些时候你可以劝劝他，有些事儿得适可而止，不要太越过范围太多。你想我们这个事儿，他要出了事儿我们真没有办法。我原来跟他的看法就不一致，但是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可是给我们家庭带来的不愉快，可是相当的深。人家过年过节的都来了，他不能来。他为什么不能来呢？他来了之后后面跟着一大堆。

历史只是轮回？

索罗斯在今年4月份的一篇专访里，谈到了金融市场缺乏监管的危险，甚至已经谈到了这次雷曼兄弟倒闭的罪魁祸首——“信用违约交易”（Credit Default Swap）。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来批评近年来西方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放任态度，这和巴菲特把金融衍生品称之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financial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一说到所谓的market fundamentalism，我首先想到的一个market fundamentalist就是高中时的那位PMT了。当年的校刊封面上还刊登过一张经典的照片，这老兄站在一堆撒切尔夫人和赖斯女士的照片前留影，身上还穿着一件印着“I love Condi Rice”字样的jumper。还有一次，我们经济课上到一半，这老兄还突然冲进来，用很低沉很沉重的语气打断NIML的课，边挥舞着手上的报纸边悲痛地向我们宣布道，“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今天去世了。”

真好奇这老兄对这次的金融危机，会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其实会发现历史总是喜欢重复她自己。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前，美国也同样经历了十几年的高度繁荣，政府也同样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相信市场，反对干预。而当危机发生之后，凯恩斯主义开始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必不可少——照凯恩斯的说法，必要的时候，政府就是出钱让人在马路上钻洞再填上这样重复劳动，都能拯救经济。

而我们今天对市场的崇拜和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可追溯到80年代的撒切尔、里根时代。二十多年过去，人们似乎又要重新拾起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了。历史真的就只是轮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