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游记

LSE与英国高等法院毗邻，我却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直到今天早晨。虽然我一直想要看看英国的庭审现场，可高等法院里主要是审理民事案件，大部分都是公司间的纠纷、合同纠纷之类，非常无趣；而更有趣的刑事案件则主要集中在Old Bailey。但我昨晚偶然在BBC上看到一个遗产争执案件——一个拥有千万英镑财产的富有老太太，死前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赠予与他关系非常好的中餐馆老板。这当然引起了原来的财产继承人，老太太的侄子侄女们的不满，于是提告要求认定遗嘱无效。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挺具戏剧性的，是可以拍成电影的那种案子，而且应该也不会太技术化，所以上了法院的网站查了查庭审的时间，就在早上赶过去了。

说实话第一次踏入高等法院，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甚至恐惧。法院的建筑风格就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仿哥特式样，巨大地让人心慌。再加上我身边走进去的往往都是已经穿着法袍，有些甚至已经戴上假发的出庭律师（barrister）们，以四五十岁的中年白人老男人为主，都是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从正门进入法庭，首先还要经过安检，但一过安检门我首先就被大堂的气势所镇住：这里的高度堪比任何英国的大教堂，装饰也不逊色，地上是大理石，四周是橡木护墙板，中间则有两排公告栏告之每个庭审室所审理的案件，这里大概有上百个庭审室，不过并不是每个都有庭审。

当我七绕八拐终于找到那间庭审室时，才发现其实法庭并不很大。由于是民事案件的关系，只需要一个法官做裁决即可，不需要陪审团。法庭中央主要被三排长椅和长桌占据，双方的律师和当事人分左右坐在两排长椅上，而辩护律师则站在最前排的长桌后，他们的桌子上摆满了一大堆文件夹。他们前方则是书记官，再前面就是高起的法官桌和座椅。而参与旁听的公众、记者以及等待传讯的证人，则坐在一旁大约可容纳20人的旁听席上。虽然房间不大，却非常明亮，而且一边的墙还安装了书架，上面放满了法律文献。

开庭时间到，书记官宣告：“全体起立”，于是所有人都站起来，法官从一堵墙的后面钻出来，走到法官席，向大家微微鞠躬，我们也鞠躬回礼，然后大家坐下。庭审过程还算挺有趣的，原告试图证明老太太立下遗嘱的时候已经患上老年痴呆症，神志不清，无法判断她所拥有的财产的确切价值，所以遗嘱应当无效。而被告当然传唤了一个专家证人，以回溯诊断的方式要证明在遗嘱确立时她依然神智清楚。但那个专家证人比较喜欢说话，又不爱直接回答问题；不过原告律师从不打断她的话，往往都是法官听得不耐烦了，发话道：“到底是Yes还是No？请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原告律师非常具攻击性，逐点质询那位专家证人的证词，还逼迫她承认其他三位专家证人都表示无法确定老太太当年是否还意识清楚。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英国的证人发誓时不需要手按圣经或什么法典，只要照着一张纸宣读一下誓言就可以了。

在法庭上很清楚的一点是，法官的权威至高无上。庭审期间有人进出法庭时，在门口都要先向法官鞠躬，而法官则根本不用回礼。法官可以命令证人直接回答某个问题，不得拐弯抹角。当然法官也可以让任何人闭嘴，或者何时宣布休庭。由于英国的法官往往是由曾经非常资深的出庭律师出任的，所以我坐在那里就在想：为什么布莱尔之类的barrister会去从政呢？当了议员、大臣乃至首相，每天都要忍受报纸和公众的无数次攻击；可一旦坐上了法官，是如此威风，而且还受到社会公众的尊重。真是何苦从政呢？

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法制精神的精髓；法制精神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立法阶段，社会各界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公共议题的辩论和探讨之中来，让法律能够和民意及现实共融。在这个阶段，需要有对抗、需要有不同意见、甚至需要一点火药味，才能确保各方利益得到照顾——所以英国下议院的座席设计就是故意做成执政与在野两方面对面就坐，因为这样能够更容易引发冲突；而大部分国家议会里的设计却都是马蹄形，这样其实更鼓励的是合作而非对抗。此外，英国下议院的议席也故意设计得比议员人数少，房间很小。因为容纳不下所有议员，因为房间小，所以更容易争执，大家火气也更大，才有对抗性。在立法阶段，需要的就是这种冲突。

但在司法实施阶段，特别是在进入法庭审判程序时，法制精神则要求我们所有人无条件地接受司法的权威，信任法官、律师和所有涉案司法人员的公正、理性和专业，接受最终的任何裁决，无论该裁决是否合乎自己的喜好、利益。法庭的权威至高无上，任何不服从裁决的行为都是藐视法庭，这是很严重的罪行。所以英国的法官、律师们要穿法袍、带假发，现实出与众不同，给人造成一种权威感、恐惧感。法庭要设计地宏伟壮观，起到呵阻效果；法官的权威要得到体现，大家表现出对他的某种臣服——要鞠躬；而他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在法庭内不受到限制。法制的这两部分，真正体现了英国法制社会的成熟。

很好，很强大

中国昨日否认称，中方并没有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说明中国拒绝美国航母访问香港是一个“误会”。

——《中国拒绝美舰访港一事再起波澜》，FT中文网

很对，根本不是误会，就是不让你们来，怎么样？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地真是好生奇怪，霸主当太久有点得意忘形了，居然还要提外交抗议。下次中国舰队到夏威夷去转一圈，看他让不让靠岸。

我觉得这次事情真正给美国人吃了一记不大不小的闷棍，在感恩节这个可以堪比华人中秋的节日里，那么多美军官兵的家人都已经飞到香港去准备和他们团聚，结果中国突然不让小鹰号靠岸，受影响的这帮子家伙可必定是恼火但又无可奈何的了。白宫为了颜面，又只能downplay整个事件，一会儿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一会儿又说中国外长向布什解释是“误会”，想装出一付中国人很抱歉的样子。可他们应该弄得更清楚的一点是，中国可不是日本、英国之类的龟孙子国家；美国大兵在日本就是为非作歹强奸少女也不会受到多少处罚，但在中国你们能不能上岸首先就不是一个美国可以自己作主的决定。白宫的最后一点颜面，中国人也不会帮你护着。

民意

周一去听了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的演说。这个大鹰派当然和之前所有来自美国的演讲人一样，主要都是来卖书的；不过博尔顿的书题目就很具挑衅性：《投降不是选择：在联合国和海外为美国辩护》（Surrender Is Not An Option: Defending America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broad）。他的演讲内容当然也就那么几点典型的鹰派观点，重点就是如何对付三个国家：伊朗、朝鲜和中国。他激情澎湃地宣扬该如何对伊朗进行“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一个已经从美国人口中听到过无数次的字眼；如何更明确地对朝鲜表明美国的不妥协立场；以及如何对中国商品进行更严厉的监管——“他们不把东西卖给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卖？”我边听着他这样讲，边心里不满疑惑：山姆大叔啊，一个小小的伊拉克你都搞了4年都还搞不定，你还真以为你有那么大能耐能够再一个单挑三个？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演讲中的一句话：“在联合国里所有国家都是在维护本国的利益；但只有美国因坚持自己的利益而遭到世人的谴责。”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在场的许多美国人为他报以热烈掌声，包括坐在我旁边的两个美国人。可见不光是中国人，美国人其实也不满国际媒体所刻画的本国形象很久了；这点上中美两国倒是同病相怜啊。

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出自一个美国人之口还是有点讽刺。美国人是以自己的言论自由为荣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家总是能很成功地进行媒体宣传，公共关系这门学问不就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么。我觉得美国的民主政治能够那么成功，他们的精英懂得如何和老百姓沟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大众的意见当然并不总是正确的，实际上公众意见还往往很肤浅、片面、局限而且短视；失败的民主国家就是因为民主最终演变成民粹，领导人不再领导人民，反而变成跟从人民，公众叫嚣要什么他全给。但美国的成功就在于，他们的政治家能够体察民意、理解民意，最终改变民意，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者——领导者是要当群众的头，带领他们向前进，而不是去讨好他们。所以当美国的形象在国际社会上变得越来越糟的时候，我想去忿忿不平地抱怨媒体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民众的愚蠢，无助于事，这其实只是反应了你自己的失败。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应该是，为何一向非常成功的美国公关在过去七年越来越失败，这当中难道没有一些涉及美国外交本质的原因么？

保守：立场还是观念？

我发现自己在许多事情上的立场已经越来越趋向保守了。今天早上和一个同学聊起英国的报纸，我说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泰晤士报》（The Times），毕竟是老牌子，做新闻也更严谨仔细一些，不像那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总是散步些小道消息，而且老是把所有中国国企或政府资助的学术机构、研究机构里的那些人统称为“中国官员”，不知是故意还是彻底无知，无论哪个都很可怕了。那个同学指出这两份报纸都是保守派的，“那么《卫报》（The Guardian）怎么样？”我听见我自己的回答竟然是：“他们太左了，我不喜欢。”我记得我刚到英国时，《卫报》的一则宣传广告就首先让我心冷了一大截：《卫报》编辑部竟然整版宣传“反对国民身份证（National ID）”。在国家早已能够轻而易举取得任何一个国民的私人信息、统一的身份证件又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诸多便利的今天，这种反对显得幼稚而荒谬，但却不幸正是今天的左派们最爱嚷嚷的议题。

当然老同学AM很早就已经点出，“你其实是个大保守派”。但我自己的分析是，“保守派”的定义经常混淆立场的保守与思想的保守。我应该承认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立场和看法确实趋于保守——保守到以致于今天的我竟会认为宗教在历史上发挥了更多正面的影响，以及为死刑制度辩护；这可都是那些“进步人士”阵营里反对意见早已高度统一的两个议题。如果保守派、自由派、左派、右派是按立场划分，我承认我属于Howard Davies所谓“怎么还会存在”的保守派阵营。

但保守派的“坏名声”更多来自于把“保守”和人的思想联系起来，好像保守派都是一帮思想顽固不化、拒绝接受新观念的人。可问题观念保守与立场保守未必有联系。观念保守就是教条主义（dogmatic），固守原有的立场不肯改变，即使是在大量事实面前。当启蒙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观念和立场的保守当然是重合的，都是代表旧制度的那一套。可问题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重大主轴，就是证明了那帮所谓“进步人士”的一套，也未必行得通，甚至可能引起更大灾难。所以今天的“保守”，应该要细分是立场保守——即更注重传统，注重人类文明几千年多多少少遵循的那一套秩序，还是观念保守——即坚持自己原有立场，拒绝改变，拒绝承认变革的失败。所谓进步派，也有太多保守教条人士，最好的例子是中国文革后存在的一批反对经济改革的人。他们的立场其实是最“进步”的——共产主义；但他们的思维却是最保守、最教条的，因而对现实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了也拒绝承认失败。

我认为我立场虽保守，思想绝对比校园里那帮激进“进步”的同学开放。在这个始终高举费边主义大旗的左派大本营里做到不随大流地玩“进步”、不赶时髦地接受主流思想，已经说明了我的不保守啊。

取其精华

每次去宿舍旁边的那家中餐馆吃饭，总忍不住为里面的装修感到难过。脏的已经看得到黑渍的白墙上，不伦不类地挂着三幅廉价复制的徐悲鸿国画；帐台上方，突兀地伸出一排绿色中式瓦片，帐台后面当然供奉着一尊财神。更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则是耳边传来的莫名其妙的中国音乐。

在国外，当人们讲到中国文化，首先联想到的总是什么中国功夫、太极、气功、少林寺；而实际上，自从中国开放国门，与国际更多接触之后，竟然对自己的文化也开始采取这种简单化、片面化以及低俗化的理解。中国对外进行文化交流时，也总少不了弄些什么少林武僧的表演；春节时，唐人街上也总少不了舞龙舞狮。我们把奥运会的开幕时间定在08年的8月8日晚上8点08分，好像数字8从来就是中国人的吉祥数字一样——但实际上，除了广东人以外，大部分中国人只是在90年代才开始逐渐知道“八”的“吉利”。从这点上来说，奥运会与那家中餐馆有其相似之处：它们都在迎合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简单狭义的理解。

然而中国文化竟只是这些东西么？实际上真正的中国文化是非常精英化的，中国的文人墨客一直是不屑于民间的这些传统习俗和对妈祖之类地方神明的崇拜的。中华文化有它的两重性：一种存在于书本上，存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君子”身上——他们遵循传统礼教，待人处事都有一套礼仪规范，胸襟广阔但又不失细腻的情感，心怀社稷却又带些浪漫纯真；他们追求人生哲理，虽然不像西方思想家那样讲究逻辑，却其实又早已超越理性而直接诉诸真理。这种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人文主义，一种对人的尊重，并把人的各方面能力发挥到极致。中国人不祭神而祭祀逝去的先人，是这种人文主义最直接、最普遍的体现。当然还有另一种通俗的、平民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如果还能够称得上“文化”的话——却是很低俗的，崇拜鬼神，讲究迷信，追逐直接的利益，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却没有大局观。从孔子以来这种庸俗文化是上不了台面的，虽然它广泛影响大部分中国人；但让人难过的是，今天世界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却恰恰更多的是这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清楚，就是在于中国自己在1949年之后长达30年的自我封闭。而在中华文明的中心自我封闭的同时，她的一个边陲之地——香港——却开始经济崛起；世界也正是从香港开始了解中国；然而这种了解当然只能触及那些低端的东西。与香港同时崛起的，当然还有台湾和有许多华人聚居的东南亚；但同香港一样，这些地方都只是中华文化的边陲，她们根本没有继承真正的有价值的文化。所以他们带给世界的，就是那些琐碎的、低俗的文化，比如妈祖祭祀，比如鬼神迷信（一个例子是在台湾和东南亚十分盛行的所谓“鬼节”，这在大陆根本就没有这项传统）。

台湾也许是在这三地中最好地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地方，毕竟那里的领导人长期以来都还是来自中国的中心，在心里上也自诩为中华文化之正统。但台湾毕竟长久以来都不属于文明的核心，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也不是蒋“中正”用几架飞机和几艘货轮就能够全搬过去的。更何况搬不走的还有中国的河山，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高山大河的子民，终究是与盘踞小岛上的人有所不同。当然可以说共产党政权的基础在农村，在没有文化的贫下中农，但其实革命的领导者最终还是靠一批精英。写得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类澎湃豪放诗词的领袖，不能说他骨子里没有一点文明的洗礼，因为朴素简单的小农思想怎可能孕育出这般胸怀。从这点意义上来说，无论香港还是台湾，确实都是文化沙漠；虽然今天可以有许多人拿出许多数据来试图证明，香港和台湾人或许在文化消费上领先大陆；香港和台湾也许在文化上更为开放，也许更吸引许多国际大师（当然这已经不再是事实了；大师们现在抢破头要进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演出）。但文明的核心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而是一种传统、一种生活方式，这种传统还是需要靠人和社会来传承，而这些传统、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终究还是在大陆。

但是让人难过的是中国在开放之后，竟然在某正程度上反过来接受片面化的中国形象，真的还以为中国功夫和李小龙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了。这里面经济实力当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文化总是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渗透的，八九十年代的人们把港台通俗文化当宝只是进一步印证了一个不断出现的现实。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是文化传输的方便：跟老外讲一个小时的孔子，还不如给他放两个小时的成龙电影来得吸引人。然而在开始提倡文化软实力的今天，如此地把伟大的中华文明片面化和低俗化，是不可能在“文化市场”——借用一个未必准确的经济学术语——上竞争过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是时候让文明的中心直接与世界交流了，当然在此之前让我们自己先搞清楚什么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为什么留学

吃早饭的时候碰到一个北大的交换博士生，读的是政治学，研究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聊天时他谈到研究社会科学时的视角问题——人类学家常常定居于一个原始部落，然后观察部落成员间的活动状况。然而要真正了解原始部落的活动行为，人类学家必须暂时采取和原始部落成员同样的视角，而不能以外人或者是高等文明人的视角；后者只能让你觉得原始部落人的一切行为都很荒谬可笑，而发现不了行为背后的价值。他把这个比喻带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西方人往往无法了解中国人的思维行为模式，所以指责中国的外交、内政都有种种问题，这其实对于了解、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而许多中国学者在国外留学之后回到国内，居然也开始采用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问题，当然不得其门而入。

我觉得这个看法很正确。如果我们问自己，我们留学、或者学习外语，目的是什么？中国人由于自己近两百年来落后挨打的历史，总好像有种低人一等、仰视别人的潜意识，觉得自己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可这所谓的“先进经验”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呢？而且西方国家的发达也有其偶然性和时代特性，西方人今天舒适的物质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殖民掠夺得来的——想象一下如果让散居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白人全部回到欧洲去，今天的欧洲人还能有那么高的生活水准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无法复制。而那些所谓的西方的成功经验，比如民主之类的，直接应用于后发达国家的结果也往往都以失败告终。而中国的发展道路，却是任何主流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理论都无法解释的。所以我不觉得西方有什么“先进经验”值得让中国人直接借鉴，中国最后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

那么出国留学和学几门外语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更好的一个目的应该是了解一种不同的世界观——这也恰恰是许多西方人来学中文、学阿拉伯文的目的。没有一个老外会说他们学外文是为了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人家骨子里傲慢得很呢。但我们确实有必要了解别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的规律，这能开阔我们自己的思维，同时在更实际的意义上能够减少误解和冲突。我们常常说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承认在经济上这个世界已经很大程度上地全球化了；然而在政治、文化层面上，不但没有全球化，反而还有“反全球化”的趋势——西方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基督教文明，中国人也开始重新挖掘儒家思想，而穆斯林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这其实未必是一件坏事：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结果很可能是强势文化吞并弱小文化，让单一、主流思想横行世界（比如美国式思维模式），这远比有文化多元来得无趣。至少我自己更喜欢发现和比较不同文化间的异同点，这也会让大家餐桌上的话题更丰富吧。

如何赞美？

星期五下午没什么事，就顺便去听一场中国学联主办的中文学术演讲，请来的学者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益东研究员。刘教授的演讲内容，大部分我赞同——不能相信科学万能论，我们现在处于一种高度不稳定的社会状态之中，因为人类不断寻求科技创新和发展，更新换代，大家都不得不激烈竞争争取科学技术的发展，否则就是不进则退。问题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否可能触及某些十分危险的领域——比如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改造等。同时他对人类文明过去的两次重大进步的总结也很特别：中国人做出的第一次重大贡献，是解决了人类不断的战争问题——一个中央政权得以建立，和平的秩序得到维持，而欧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处于一种国家对国家不断战争，导致大量死亡的历史进展中。但随后英美两个国家则带来了第二次重大社会革命——他们解决了如何满足人类对自由和物质追求的欲望这一重要问题，采用的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以来的不断科技发展，让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但我不赞同他后面的有关所谓“自毁”理论，所谓人类在掌握了不该掌握的科学技术后最终会自我毁灭。我相信人类还是有一点理智的，冷战期间美苏最终没有爆发核战，以及前几年全球所有国家共同签署不进行克隆人研究的事实，就是明证。

不过这场演讲最最让我吃不消的，就是刘教授演讲结束之后不断有人上台进行恶心的吹捧。什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什么“了解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什么“让我霍然开朗，心中蕴藏已久的谜团终于解开”。而且奇怪的是为什么一个纯学术的演讲，会有那么多人要在主讲人言毕后还要上台发言？更有赞助的企业老总，上台边捧刘教授边吹自己——重点突出自己是“政协委员”，然后“如果在网上搜索我的名字，你会发现我被人称作‘学者型企业家’……”这些无聊的题外话足足有半个小时之久，我听完第一个人的讲话已经忍不住要离席了，只是后面CSSA的同学轻声告诉我后面有冷餐会，以食物引诱我留下，也才让我开开眼界，看看恶心的底线。

我不愿意相信这是中国人特有的陋习；毕竟在上个周末林毅夫的演讲场（同样是有CSSA参与协办的）上，大家都表现地很正常；林毅夫的名气比刘益东大得多，演讲内容也更紧凑、更吸引人，但也没听到现场有人说“胜读十年书”的。那场演讲的赞助商中国远洋的负责人在现场也没讲任何一句话。大家都是中国人，咋差距就那么大呢？

我觉得如何说好话，也是一门学问，夸人也要夸得恰到好处，夸的切中要点，过度的吹捧不仅让人感到恶心，而且也体现出你的夸奖根本就不真诚。夸人最好还要有创意，从别人没有夸过的角度去夸，才让那个被捧的人真正的爽，旁边的人听起来也觉得有趣而不做作。这种什么“胜读十年书”式的夸奖，一方面说明夸奖的人根本没有用心，因为夸奖都是泛泛而言，没有就演讲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讲出他赞赏的地方；一方面也说明他的修辞水平太差，这类被用烂了的cliche也敢拿出来再用。当然这种话一说出来，引起的可是现场的笑声而不是掌声，这对主讲人恐怕也不是最好的回报吧。

最辉煌的一代

刚刚听完CDS所举办的今年第一场公共演讲，主讲人Kerry Brown是伦敦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中国问题专家。Kerry Brown在演讲开始时先警告他的大部分中国听众：做预言的人总是喜欢预言灾难，因为如果灾难真的发生那么说明他的判断准确，而如果灾难没有发生则是由于他的提醒及时。然而他演讲的内容却并没有预言太多的灾难，相反却有一个非常动人的结局。

Kerry Brown当然对中国历史与政治了如指掌，但他更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好的演说家不仅要说理，还要能煽情。海内外媒体对于17大的关注完全集中在可能产生的新一代领导层，但Kerry Brown在他的演说结尾，对将于2012年上任的新的中国领袖却有这般想象：

“当这九张有点无趣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他们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一切：诞生于红色中国，幼时经历过饥荒，成长于文革，他们也许亲历了家庭的破碎，但也许也曾当过红卫兵，亲身参与了这场革命。他们又经历了毛泽东的去世以及之后短暂的彷徨，并以惊讶的眼神观察着邓小平所主导的巨大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价值观的颠覆；他们又亲历过1989年的动乱，亲眼见证了共产党政权曾经如此地接近过崩溃。他们又曾在电视机前亲耳聆听了88岁高龄的邓小平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南巡讲话。他们经历了如此多的历史事件，而今天他们将影响中国和世界。他们也许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他们也许不被世人所熟悉，但他们所肩负的是更重大的责任，他们的决定将不仅影响中国，更将影响全人类。为此，我们应该祝他们好运。”

我觉得这段结尾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对中国政局的判断。他更在讲述一代最特殊的中国人，即我父母亲那一代的中国人。与共和国同龄的、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今天已经开始全面主导中国的命运和走向——从最高领导层，到每个社会组织和机构。他们不像他们的前后代那样，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机会直接接触外部世界（Brown就指出，这9个人全部没有外国留学经历；而在他们之前的三代领导人，不是曾在年轻时在国外居住过，就是能说流利的外语；而他们之后的领导人，相信也一定会有一些留学背景）。但这一代中国人却可能是最特殊的，他们的成长经历特殊，他们又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刻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将发挥他们之前或之后任何一代人都无法发挥的影响力。他们最不幸而又最幸运，他们是最辉煌的一代。

法律是原子弹

法律系新生，一定要修一门《英国司法制度》。这门课好玩的地方在于，虽然名字告诉你是教你有关英国的法律体系的，可最初的两个礼拜，上课的重点却全是在所谓“其他争端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发生争端时人们所采用的其他非法律手段，比如谈判、协商、调解、民间裁决等。那个教授在黑板上画了个三角形，告诉我们，真正最后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的争端，只是这个三角形的顶角，而下面有太多太多问题，都是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的。

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在合同法的课上，老师帮我们复习哪些承诺是受合同法保护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一个朋友答应你明天中午在一家饭店门口碰头吃饭，结果他最后没来；请问你可以告他违约吗？大家的答案当然是否。为什么法律不保护这样的承诺呢？我的回答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小了，司法是有社会成本的，为了这种事情让法律来介入，成本太高。老师说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需要法律来干涉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法律关系而已；亲情、友谊、师生间的尊重，不可能靠冷冰冰的法律来保护。一个朋友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不守时，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惩罚他。一个人习惯性的不守承诺，最后的结果是他不会有朋友；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小社团里，隐形的、不明说的道德压力足以让大多数人尊重彼此，而一旦把太多事法律化，这个小社会就丧失许多人情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法治——中国人的家庭团体生活，让礼仪、伦理和道德的约束足以应付平时的社会行为了。只有当社会发展到足够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已经非常低时，我们才需要法律的介入。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法学硕士质疑华南虎照作假起诉拍摄者》的新闻时，觉得有些别扭的原因。我们当然需要法律来保护人身安全、维护经济活动（即使是在很多商业活动中，法律也往往只是最后的争端解决机制；当双方已经闹到法庭上的时候，这两家的商业关系恐怕也已经永远结束了），但是在这样一件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直接损失的事情上，需要动用法律武器来解决吗？大篇幅的新闻报道、网民的谴责、专家的反驳，恐怕已经足以提醒造假者，欺骗只会让人身败名裂，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把任何事情都交付法律来解决，只会让一个社会更为冷漠、缺乏人情味。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第一次到新加坡，在飞机上添入境卡时，就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很不好，因为在卡上最显眼的地方，用粗体提醒每一个入境旅客：走私毒品的后果是绞刑；机上的空服员在降落前也再度警告旅客，法律禁止携带毒品进入新加坡，否则就是死刑。这对几乎所有的旅客来说，起到的唯一作用恐怕就是让人感觉不太舒服吧——大家都是来度假、游玩、经商的，结果你却先警告人家什么死刑不死刑。不断地提醒人法律如何惩戒和处理一些行为，也许有利于商业、经济活动，但却让人的生活变得太没有人情味。

有太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法律应该介入的领域；法律大概就像是战争当中的原子弹，只有到最后迫不得已之时才动用；在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不需要法律的介入。就像战争中没有赢家，法庭上恐怕也不会有多少真正的赢家。

民主与大政府

LSE学生会最近在改选，一些选举海报已经开始贴满校园了。让我感到有趣的是，所有的候选人都在海报上说，现状如何不好，他选上了如何改革，如何让学生宿舍的租金降下来，如何让学生有更多发言权，诸如此类。我就在想，为何没有人就宣布说，他选上了就啥都不干，保持现状，因为现状很好呢？

当然如果有人敢这么说，那他也铁定选不上了。我觉得，民主程序总是趋向大政府，因为你要掌权就要绞尽脑汁想出新的点子出来，就要改变现状（虽然结果未必是改善现状）。美国人梭罗曾经说过，“最好的政府就是没有政府”。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西方世界里也就美国在立国初期还曾贯彻过，但200多年以来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多，伴随着的权力当然也越来越大。倒是中国人，传统上最向往的政治模式就是“无为而治”，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唐太宗，总之中华盛世背后总有一个不爱管太多的皇帝。而且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模式是法治，这本身就需要靠一个强大的政府来维持；而中国人2,000年来的组织模式是礼治，这就不需要什么政府来管了，靠社群内部的相互监督和社会压力。

所以民主，似乎总是趋向大政府的，政府要干的事情越来越多，就是没什么事候选人也要找事来做，否则怎么选得上呢？

林毅夫演讲

一个月前就得知林毅夫要到剑桥大学做一篇重要的学术演讲，剑桥的马歇尔讲座每年邀请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来演讲，1947年至今的演讲者当中，已经有十个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林毅夫是第一位站在这个讲台上的中国学者。上个星期我开始帮所在的LSE社团找演讲人，偶然想起可以邀请林毅夫顺便到LSE来讲座，可惜最后因为邀请得太晚，未能成功。但昨晚OL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林毅夫周六在City University有一个公开演讲，是中国学联主办的，我们立即抢到几张门票。

到了现场我们才发现，这个讲座原来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办的，主题其实是“相信中国制造”，原本大概要邀请的以企业界人士为主，可能最后一刻发现来宾不多，分配给学联一些票，才让我们这些学生能有机会来参加。不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全球确实都在主办一系列“相信中国制造”的讲座，宣传中国产品的可靠性，开场时主持人就讲了一大串城市的名字，表示类似活动会陆续在那里主办。但问题是吸引到的出席人数还有待提高。

同时到场的还有无锡尚德的施正荣，不过无论是施正荣还是林毅夫，讲话的主要内容还是各自的领域为主，有关中国制造的问题触及比较少。施正荣演讲初的一段话很好玩：他来英国，是来学习如何搞慈善事业的——他昨天拜会了查尔斯王储和安德鲁王子，就是要看看这些人如何运作他们的慈善基金会。其实中国现在新一批的富豪，往往都是这样在国外留过学、有很好教育背景的，会赚钱现在也开始考虑如何给人送钱了。

林毅夫的演讲主要以中国宏观经济为主，他还是非常乐观，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将循着日本、韩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道路一样，逐渐实现产业升级。他还特别提到，有关环境、产品质量等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特别是对环境的保护，毕竟是中国人自己住在这块土地上，怎么可能不关心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呢？问题是整治需要时间，今天做出的决定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现状。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还是非常乐观：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结果中国真的开始狠抓经济建设；当今天的中央政府开始提倡“和谐发展”的时候，最后也就必然会注意到环境保护问题。我觉得正如主持的诺丁汉大学教授所说的，林毅夫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了，因为中国出台的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制定之前都直接、间接地参考了林毅夫的意见和建议。听听林毅夫的讲话，很能了解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他的讲话还包括许多很有趣的要点：

• 工业革命之前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率：0.05%；平均1,400年才能让人均GDP翻倍；工业革命之后平均增长率为2%，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经济GDP年增幅可达10%，因为它们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而不必自己突破；
• 若以人均GDP绝对值计算，中国只要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人均GDP将可达到美国人均GDP的20%。但同时考虑人民币年均4~5%的升值，则届时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的50%，那么中国GDP的总量届时则将是美国的2.5倍；
• 在发达国家，较少的政府介入可以鼓励经济成长，因为私营企业往往更能了解最新的经济发展方向。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市场对于经济走向的信息取得是同样的（因为有发达国家过往的经验），但政府拥有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行政力量可以用以协调各方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快速发展，必须要有政府做有效的规划和协调；
• 所谓波浪理论：当市场发现一个新的热门发展点，往往会有许多企业同时投入，造成过度投资，然后再逐渐淘汰、消化产能——即造成波浪型投资，而在这过程中容易产生泡沫。在发达国家，发现新的市场机遇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泡沫出现的可能性较少，比如90年代末的互联网经济泡沫。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速度较快，往往每年都有新的市场热点，所以始终处于泡沫经济的危险之中。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中期经历过一段投资过热，导致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直到2003年才将剩余产能全部消化；现在又出现新一轮的投资热潮，特别是在建筑材料、汽车、房地产及化工行业。应该对投资过热保持警惕；
• 环境问题逐渐得到重视：投资审批越来越谨慎，新的政府政策陆续出台，但要彻底、全面实施需要时间；
• 林毅夫对金融市场改革非常重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占据过大市场份额，导致中小企业很难融资——大银行总是喜欢贷款给大企业。正在大力发展中小型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更方便的融资渠道；而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就能带动更多就业；
• 中国外汇储备快速成长，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但并非完全是中国的过错：美国的赤字财政政策，让所有与美国保持紧密贸易关系的经济体都出现大量贸易盈余——日本的外汇储备也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等于十年中增长了十倍；
  
• 中国产品大部分质量很好，产品合格率往往要比美国、日本的产品还高；但由于出口总量庞大，所以很小百分比的劣质品，总量听上去也会很大；西方媒体的报导取向也有问题。
  

十月公共演讲纪录

10月9日：资源诅咒
演讲人：乔治·索罗斯等（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及开放社会基金创始人）

有关能源出口国未能有效利用资源发展的原因；财富未有效利用，过度用于消费性支出并在油价高涨时过度贷款，导致油价回落后无法偿还贷款。演讲者认为应该让公众、媒体及非政府组织有效监督政府的收支，并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能源出口所得。

10月9日：拿破仑帝国的衰亡
演讲人：Tim Blanning教授（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

通过多幅拿破仑时代的肖像及人物油画来讲述拿破仑时代后期的衰亡史。欧洲人及法国人对拿破仑态度的转变，从赞赏到厌恶，从视他为法国大革命理想的真正继承者，到一个贪得无厌的野心家。“人类的所有活动开始于梦想，最后又只是回到一场梦。”（All activity of men begins as dream and later becomes dream once more.）

10月11日：尼日利亚——逃脱资源诅咒
演讲人：Shamsuddeen Usman博士（尼日利亚财政部长）

讲述尼日利亚如何处理石油资产，历史与现状。尼日利亚拥有丰富天然资源，包括非洲最丰富的石油以及天然气储备。近期尼日利亚经济受惠于原油价格高涨；政府采取新措施确保新增收入得到有效利用。建立价格基点（原油每桶52美元），在此之上的收入全部汇入特殊帐户，以应对可能的油价下跌风险。拒绝IMF贷款，因为过去高油价时期的收入，大部分都在油价回落之后用于支付IMF贷款利息。但是邀请IMF专家监督石油基金的管理情况。石油所得用于鼓励农业发展——尼日利亚气候适合各种农产品种植（特别是在冬季）。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挑战：腐败问题，外国势力干涉内政（特别针对产油国的国内政治），跨国石油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及不平等的开采条约，尼日利亚本国落后的石油开采与提炼产业。

10月11日：不可能的任务：联合国改革
演讲人：保罗·肯尼迪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有关联合国创立的历史，联合国五常的由来——英国人在幕后的操作。国际联盟的失败经验证明必须确保美苏两个大国的参与；英法美外交官员对安理会制度的设计，确保大国有足够的诱因参与到联合国中来——给于他们足够的权力。然而过多的权力也让联合国最初“集体自卫”的理念无法有效贯彻——往往只能有效应用于无资源、在地缘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效果，如塞拉利昂。联合国宪章第27条第2款——否决权条款；宪章第2条第7款——不干涉内政条款；现状：5大国可干预别国内政（如苏丹、缅甸），但不可能让其他国家干涉其自己的内政。安理会改革重点：增加常任理事国。4国结盟：日本、德国、巴西、印度，结果是4国所面临的反对者同样结盟：中国、意大利、拉美各国及巴基斯坦。印度最有可能入常：人口多，不断扩展的影响力，与中国关系的缓和。

10月15日：印度60岁：展望未来20年
演讲人：OP Bhatt（印度国家银行主席）, Mervyn King（英格兰银行行长）, Kamal Nath（印度商务及工业部部长）, Dr YV Reddy（印度储备银行行长）， Professor Sir Nicholas Stern （LSE经济系教授）

印度过去60年的成就；并没有被浪费的45年：减少文盲率、延长人口寿命、促进不同语言与种族间的融合、巩固独立；1991年之后的高速成长：人均GDP年均7%以上增幅。大幅震荡的GDP数据近年开始在高增长区间保持平稳。依然面临的问题：落后省份增速缓慢，60%的印度人口聚居在缓慢增长的省份。高速增长的行业：服务产业、高科技产业；但农业在衰退，工业增速缓慢；未必是好事——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印度发展依靠内资带动，外国投资份额较低。政府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妇女劳动比例较低，损害经济发展。

10月16日：吴庆瑞博士传记发布会
演讲人：陈淑珊（吴庆瑞儿媳）、Michael Teo（新加坡驻英最高专员）

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的生平简介，1947年留学LSE，攻读经济与统计学，政府公务员，负责人口统计及经济数据编制，从政并参与创建人民行动党，1959年出任财政部长，接管新加坡财政储备，参与商讨建立马来亚共同市场——失败告终。新加坡独立后出任首任国防部长，参与建立新加坡国防力量。后又出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沉默寡言、严肃、严谨但兴趣广泛，喜爱阅读。并不自在的政治家，自认缺乏领袖魅力与群众亲和力。新加坡的三位开国元老之一——李光耀、拉惹勒南及吴庆瑞。

10月17日：福利国家能否在全球化的世界生存？
演讲人：塔里娅·哈洛宁（芬兰总统）

芬兰的福利体制，500万人口；“人民愿意付税来换取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良好的福利制度能够提高国家竞争力——芬兰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科技投入占芬兰GDP的3.5%，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保持良好的经济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当国家提供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足够好时，即使是富人也会选择公共服务，也更愿意接受高税率。

10月18日：马其顿共和国——通过的考验与未来的挑战
演讲人：Antonio Milošoski（马其顿外交部长）

马其顿概况：1991年全民公投后独立自南斯拉夫联盟，第一个独立的南联盟加盟共和国，与克罗地亚、保加利亚与希腊接壤的内陆小国；1995年开始寻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低税率吸引外国投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仅为12%，将进一步减少至10%。积极参与北约军事行动，驻军阿富汗与伊拉克以及临近的波斯尼亚共和国。外交上向美国和欧盟倾斜，支持科索沃独立。与希腊关系紧张，希腊反对马其顿使用其一个省份的名字作为国名，并使用该地区的旗帜；指责其有意混淆希腊马其顿省及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地；马其顿因此多年未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主权国家。但希腊又是马其顿最大外资来源国；马其顿加入欧盟的申请可能会被希腊否决。

10月18日：乌托邦梦想与启示性宗教
演讲人：约翰·格雷（LSE欧洲哲学史教授）

历史并非线性前进，而是一个轮回；冷战后西方世界过度的乐观情绪；冷战的结束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恢复——重回旧时代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对资源的抢夺，但有新成员的加入。乌托邦梦想来源于启蒙运动思想家以及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论，但更根植于西方宗教思想，《圣经》的启示录以及最后审判。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面对新的考验；但人类可能永远无法解决两大问题：环境的变化和不变的人的内心的许多罪恶。

10月29日：中国的金融市场
演讲人：Howard Davis（LSE校长）

Howard Davis目前是中国证监会及银监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有第一手的信息，并向中国政府提供建议。中国金融业自2003年以来的飞速成长：国有银行改革进展迅速，不良贷款比率大幅下降，由25%下降至8%，仍远高于西方国家平均1.3%的水平。主要问题：土地国有，企业无法归还贷款时，银行无法接管最有价值的资产——土地。股市复苏，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国家投资公司开始运作。工商银行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全球10大银行中中国银行占3席，这在5年前无法想象。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逐渐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相继成立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

牛顿的归牛顿

我觉得一个人若要追求学术的人生，有两件事情必须先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及理性的局限性。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与启蒙运动时代不同。我们缺乏的不是理性，而恰恰是一种敬畏，一种对自我局限性认识的不足。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宣扬的是理性的力量。他们的巨大成功意味着人类开始迈向另一个极端，即对理性的过度迷信。林语堂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就是中国学者对理性崇拜的最早批判。

西方学者对理性的反思其实在20世纪初也已经开始。无论是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还是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都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动”。但林语堂是从东方的观点来挑战理性的，如他所说，理性、唯物的传统不见于中国哲学；没有一个中国先哲曾像西方哲学家那样，试图用逻辑语言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孔子的《论语》也好，老子的《道德经》也罢，都只是哲人的言论集，读这些书就像看王尔德的隽语集，里面的道理是靠人自己来感悟的，而不是通过逻辑语言来证明的。而佛教到了中国后演变出来的禅宗，更是强调“顿悟”，小和尚若是敢问“禅”是什么之类的蠢问题，是要被师傅掴一巴掌作为答复的。

西方神学传统试图用理性去认识上帝，无疑是可笑的——如果我们承认上帝无限，而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话。整个基督教神学理论在今天受到大部分人的抛弃，就是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神怎么可能是通过理性来认识得了的呢。用林语堂的话来说，怎么能“用一根铁锹来撬开一个蚌”呢。像美国那些极端的基督教徒一样，硬要把《圣经》放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的地位来当生物教科书用，就很白痴了；真正要读懂《圣经》，应当寻找它背后的哲学与伦理价值。

虽然我们可以嘲笑那些相信上帝7天创造出世界的傻瓜，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也在犯类似的“铁锹撬蚌”，或者是让骆驼穿针眼的错误。对理性的迷信，以为理性能够带领我们知晓一切，就是这类错误；最后的结果就不仅仅是我们抛弃宗教，更严重的则是陷入科学迷信之中，其他一切不可证伪的东西都成为伪科学的垃圾。然而也许最终极的理性，就是让我们认识到理性的局限，认识到理性与人类其他感情、思维功能的不同位置和用途。基督教里有句话，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一句，让牛顿的也归牛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