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为什么你碰到的老师都那么有趣，而我的老师都比较普通？” 我正跟一个同学在讲我的历史老师如何在去年圣诞节飞到美国佛罗里达去追讨一个学生的作业，旁边的同学发问了。

“因为你读3门自然科学，教理科的老师总是比较无趣啊！”我毫不思索地回答。后面差点多嘴跟一句，“跟你一样。”——怕被扁，所以忍住了。

是啊，理科生总是比较无聊一些，不像读文科的，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但必须要说，数学家可算例外，因为他们总是太特别了，所以会有一些不寻常的举动。

回想一下，自己碰到的有趣的老师还是不少的，有拿《悲惨世界》当童话讲给一班8岁小孩子听的体育老师（我至今还能清楚记得《悲惨世界》的开头，就是这位老师的功劳；可惜雨果写得太长，那位老师还没讲完，我们就毕业了），有中学里花5分钟讲完别的老师1节课才讲得完还讲得比别人都好的数学老师（剩下的35分钟是在闲聊乱吹胡扯）。但就算把这些中小学里的老师都加起来，大概也没有现在这里有趣的老师数量多。

现在越来越觉得，当老师是要天分的，特别是当中学老师；不像真正的学者教授，老师其实只教一些基础的东西，所以学问不必高深；但重要的是要有个性，放得开，上课跟上电视脱口秀节目一样，要有表演的天分，才能抓住学生的心。无聊的老师，很快就会成为一群十几岁年轻人嘲讽作弄的对象。当然老师自己要会抓重点，知道什么重要，要教；什么不重要，一笔即可带过。否则只会表演不会上课，长久下去总会被聪明的学生看出破绽来。

约翰·桑顿

今天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杂志Foreign Affairs，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China's Leadership Gap，看到下面的作者简介，不禁吓一跳：

John L. Thornton is a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d it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in Beijing, and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s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 He is also Chair of the Board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e retired as President of Goldman Sachs in 2003.

（约翰·L·桑顿是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教授，以及该大学的全球领导力课程的负责人。他同时还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局主席。他于2003年从高盛总裁的职务上退休。）

竟有这号我不知道的奇人，美国最大金融机构的老板、最大智库的董事长，退休后跑到清华来教书？赶紧读了大作，发现其确实对中国了解深刻，指出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人才的缺乏——顶尖的人才，比如清华的毕业生们，大多选择出国深造或进入外企工作，投奔政府部门的很少；而在少数报考公务员的学生中间，大多也都选择诸如外交部、商业部之类的热门政府单位。而政府部门对人才的招考也体制很僵化，一些外地学生想要考中央政府机构都不得其门而入，必须回自己的县城政府机构工作，人家当然不愿意。至于很多归国留学生，或者在外企民企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才，即使有拳拳报国心也因被划入“体制外”而根本不被接纳。桑顿根据自己第一手跟清华学生接触的经验指出，大多数学生都还是很爱国的，很多都希望能够进入政府单位，但却都必须向现实低头；很多人说自己选择另外的道路，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验，以后可以更好地服务国家。但事实却是，他们一旦选择别的道路，就很难回来到体制内来了。

回来查了查桑顿的资料，进一步得知他在2003年可是放弃了高盛1200万美元的年薪（可能还有数倍于此数目的年终奖金），到清华来教书的，年薪是象征性的1美元。桑顿到中国来，“就是要来了解中国的”，因为这里“的崛起是这个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在美国相对并不很了解中国的情况下，谁先更好地了解中国，谁就掌握了参与和推动历史的资本。”当然除了学习，他当然也是来影响中国未来的精英们的：如他所言，这是“到清华来推动世界”。

相关链接：

• 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在中國的第一堂課
• 约翰·桑顿：下一个基辛格
• 由约翰·桑顿想到吕不韦
• 关于约翰·桑顿
• 约翰·桑顿：渴望推动历史
  

I always pass on good advice. It is the only thing to do with it. It is never of any use to oneself.

自由教育

前几天刚收到本学期的第一期校刊，里面有一篇校长拉尔夫·唐森德博士（Dr. Ralph Townsend）的文章，回应很多人常常抱怨的每周强制礼拜。文章不长，却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阐述清晰，很具启发。翻译出来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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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们：

贵刊上一期（2006年6月刊-总第1443期）在多处提到了“自由”（liberal）与“不自由”（illberal）教育。请允许我作评。

“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又译通识教育——译注）一词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当时的拉丁教会正挣扎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废墟之中，他们希望能够把尽量多的知识保存下来，于是提出了一套基本的课程，当中吸收了许多从阿拉伯以及君士坦丁堡流传回来的古希腊伟大的经文。在以后的一千年里，修道院以及后来的教堂学校，以及再后来的大学和文法学校，自由教育得以将文明传承下来。比如，从公元535年的《圣本笃会规》（St. Benedict’s Rule）到1535年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之死的这段期间内，信仰与理性、真理和学识，多多少少得以完整地保留。

到了19世纪，“自由教育”的概念变成了向年轻人传授——用马修‧阿尔诺（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所言所思之精华”。他对自由教育的看法基础脆弱，与基督教的根基脱节，容易被相对主义者攻击。但是，阿尔诺当过学校督察，知道纯功利地为工作而培训年轻人——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人看来这是教育的唯一目的——的害处，这很可能会将只是热爱知识本身而毫无复杂动机地学习这一传统，以及传授“所言所思之精华”这一目的，泯灭在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校园里。

自由教育近年来也遭遇了很多磨难。“政治正确”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观点都与其他观点一样好，只是因为有人刚好持有这种观点。而政府则认为任何无助经济成长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因此也一直以错误的方式干预教育。但即使如此，一所好学校依旧可以十分自信，一切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书，最好的思想，最好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一切真理的追求——仍然是最好的，而且仍然可以传授给年轻人，作为他们宝贵的继承，并相信这些东西的价值，将随着他们年龄的成长逐渐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体现出来。

有了背景介绍，让我回到你们社论中的一些细节。强制上教堂的要求很荒谬吗？可能荒谬，如果你认为以下一切都是荒谬的、无关紧要的：冥思我们在这个自由社会中所能够享有的人文传统；聆听并参与优雅的音乐；培养正襟而坐的纪律；倾听理性的论述和反思，还有文化深度和学识成熟度的养成。这些都正是强制礼拜的主要目的，虽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份加入信仰的邀请，我们却从来都没有试图将信仰和祈祷方式强加在任何人身上。如果“自由教育”的含义真的变成了给予年轻人完全的自由，让他们可以嘲笑课后作业的建设性作用，或者剥夺对他们负有责任的成年人过问他们天黑之后人身安全的权力，或嘲弄师长尝试保护他们免受摧残身心健康的药物之侵害的努力，那么这个名词也就不过是自我堕落和懒散的同义词了。保护真正自由的框架，需要钢筋在其中支撑。

请允许我向你们的读者推荐一本好书，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所著的《通识学习的呼唤》。欧克肖特在其中提醒我们：

教育起源于一位师长将一些无法立即与学习者的现有欲望或“兴趣”产生联系的东西灌输给后者……老师的工作就是把他的学生从现有情感、图像、想法和信仰的拘束之中解放出来。

对我来说，这就是对自由教育的定义；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让我们获得自由，这样的教育也正是这所学校的伟大传统。

To be entirely free, and at the same time entirely dominated by law, is the eternal paradox of human life that we realise at every moment.

经济学与占星术

“中世纪的占星术，就与今天的经济学一样，虽然都是胡扯但却都被人们奉为真理，而也因为被认为是真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就变得正确了。那时人们遵守占星师的预测行事，就如今天人们听从经济学家的指导一样，也因为这样他们的预测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准确。所以研究中世纪历史，就一定要搞懂占星术，就好像要研究今日的社会，就一定要掌握经济学知识一样。”

——NIPM在讲解完丢勒（Albrecht Dürer）的《忧郁》（Melencholia I）之后的结论

作为一位拥有牛津数学学位、但同时又有深厚文学造诣（“还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英文单词”）的老师，NIPM还声称他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完全解开《忧郁》这幅铜版画中一切秘密的人——虽然他也总共花了前后20年的时间才彻底解开谜底。他花了3节课向我们解释这幅画当中的所有象征意义。有时间的话我应该会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听完他的解释，至少我们觉得很好地解释了整幅画的意义；大家都一致认为他应该像丹·布朗一样，把解开这幅画秘密的过程写成一本小说，应该很畅销才对。

这所学校，总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人。

The true mystery of the world is the visible, not the invisible.

激情与理性，美丽与丑陋

黄健翔辞职，成了网上的大新闻，后来又扯出了他跟《南方周末》记者的恩怨。我不喜欢体育，也从不看足球转播，对黄健翔没有丝毫的直观概念，唯一了解的只是他在世界杯一场比赛上丧失理智的30秒解说。

但黄健翔却可以成为近日中国网络上很大一部分人的代表。这群人秉持张扬个性、口无遮拦的特点，对现行的许多社会和政治体制都心怀不满，而互联网又能够让他们彻底、痛快地发泄这种不满。他们崇拜的是那些能够坚持自己的冲突性格、冲撞体制的人物，黄健翔的30秒解说激情澎湃，而且就现场出现在中国最重要但也可能是最压抑的新闻媒体上，难怪能够一炮而红，成为网络上的新宠。

黄健翔式的人物，有许许多多，在他之前成名的韩寒也可算一个。实际上，若要追根溯源，在中文文化圈里，李敖大概算得上是这类人当中最早的典型代表。这位文化顽童20岁时就开始跟一群老头子对骂互告，粗话三字经脱口而出而且还可以跃然纸上毫不避讳。但与李敖的另一显著性格特征——自恋所不同的是，李敖的这种激情与不恭，很大部分有做秀的成分在，是一种极其成功的自我推销，能让他驰名文化界长达50年而不衰。现实中的李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嬉笑客气，对女士尤其殷勤绅士，用他好友陈文茜的话说起来，面对女性敌人的李敖，除了骂其“丑、老、苯”以外，根本没辙。

然而网络时代里无数的小小李敖们，却已经拷贝大走样。性格的张扬被简单地理解成为不顾一切地反对一切，叫骂一切，这种所谓的张扬是犬儒、是虚无，是毫无用处的假张扬。更可悲的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总是要用一些脏话粗口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敢骂。难怪鼻祖李敖要嘲笑说网络“文化”就像当年的公共厕所文化，是随便任人涂鸦骂娘的场所。

黄健翔对媒体，媒体确实并不可信，记者确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歪曲有时还可能捏造被访者的原话原意。但是哪一种“个性张扬”的人，能够用“无耻！诬赖！无聊！”来臭骂一位女性记者，能够臆想出有人正在计划着“要从人格人品上彻底消灭我的阴谋”，能够说出“我就天天骂你们,有机会在别的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也会顺便骂你们这些无耻之徒.”这样的话出来？个性就一定要通过骂脏话表现出来，通过非理性的言语发泄释放出来？

中文网络世界，充满了太多的叫骂，太多的粗鄙言语，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于建设性的思考能有多大帮助，还是伤害。我也不清楚这些东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人带来心情的愉悦。文明礼貌在这些人看起来可能伪善，可能陈旧，可能正是他们要抵抗的现行体制的一部分，但有些东西的存在，不就是千百年来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吗？听李敖说起过旧时老北京城里那种人与人的亲密，这种关系多多少少我还能在英国感受得到。但一上中文网站，就看到一群人在互骂叫嚣，在创造性地将人体生殖器官与一些动词排列组合。这真让人觉得，心平气和一些，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微笑和尊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虚伪。宁要美丽的谎言，不要丑陋的真性情，就好像给水泥砖瓦房上一层漂亮的油漆一样，其实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而浪漫激情与现实理性并不矛盾，美好的蓝图背后总是有着理性的计算规划，最现实的目标也可以用最绚丽挑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可黄健翔和以他为代表的许多网络隐形人，却只会用激情对抗理性，用出格挑衅的言语对抗既有的社会准则和体制。

另：黄健翔事件的另一面，两位网易网友说得很好，摘录如下。

网易网友 发表ip：81.57.216.* 认为：
回复 精华推荐 支持(1857) 反对(2542) 举报 2006-11-25 06:25:59
网易网友(60.17.128.*)的原贴:
黄健翔的“解说门”事件，能够得到社会公共和国家政权的宽容，却没有唤醒这个人的理智，实在是令人遗憾！13亿中国人中，有才干没机会的人实在太多了，少个黄健翔，倒会清静了几分。他一天不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就一天也找不到工作，谁敢收留他，谁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另类！请他到意大利去吧！

很赞同这位先生的观点：
（1）过去我一直认为咱们国家的某些部门不是很宽容，但是从黄建翔事件来看，无论是央视还今天的中国社会，对黄建翔真是太宽容了，日韩世界杯黄建翔捅了多大的篓子，还害得代表国家的外交部向韩国道歉，央视没给黄健翔穿小鞋吧。没想到他竟然在德国世界杯变本加厉，秀得更出格，央视还是没处分他。这种宽容就是任何欧美国家都做不到，在美国、加拿大鼎鼎有名的顶尖电视节目主持人就因为讲了对华裔不恭的话，最后都丢掉饭碗。现在看来正是央视的宽容害了黄建翔，如果早一点给他严厉教训，不至于今天这个样子。
（2）从黄建翔事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所领悟，其实任何个人在社会面前都是渺小的，我们每个人在充满自信的同时，对社会规则对大众要有敬畏之心，就连总统、总理也不例外，缺了谁地球照样运转。如果说一名杰除的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企业家的缺失对社会的局部还有暂时的影响的话，那么一个体育节目主持人实在是可有可无的。我实在找不出黄健翔有什么资格可以目空一切、藐视一切，如果你真的很了不起，完全可以在私人场合去尽情炫耀，但是作为一名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的行为要考虑公众感受，要顾及社会后果，更不能危害社会、危害国家。

（来源：网易论坛）

或许是中国过去50多年的历史使然，很多中国人对于自由有着一种莫名的崇拜，也因而引申出对那些能够坚持自由的人的崇拜。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的从来都不是自由，而是将一个庞大、迥异的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力量。

Ambition is the last refuge of the failure.

时间

看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刊登的许知远的文章《空洞的华丽》，还有一篇则是前两天《联合报》上的一篇关于The Long Now Foundation的报道（可惜没保存下来，现在已经被删除了）。这个基金会资助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万年钟，而且创立了“Long Now”的概念。基金会的创办人Brian Eno是一位英国的电子音乐家，在他年轻时代到美国求学时，发现美国人的生活节奏极其紧凑，当人们说“现在”，他们指的是当下的5分钟；当他们说“这里”，他们指的是当前所处的房间。Eno创建这个基金会的目的，主要推广的就是延长人们对时间的感觉，不要把“现在”理解成为当下的一两分钟。

Long Now Foundation提出的概念并不新鲜，米兰·昆德拉后期的一部小说《慢》据说就是以批判现代生活方式的快节奏为主。但现实中的人们总是很快地投入到自己生活的无数个细节中去，却越来越少细细品味这生活本身。也许我们确实需要一台万年钟，让我们放轻松，同时也让我们正视自己的渺小。

Long Now Foundation的另一位创办人、计算机科学家Daniel Hillis也谈到他最初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的动机：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总是会读到很多有关“世界到公元2000年时会怎样”之类的文章，大家总是热情地讨论新千年的远景、新千年的希望。但是到了我们真的跨越了2000年之后，很少再有人讨论未来了：

The future has been shrinking by one year per year for my entire life. I think it is time for us to start a long-term project that gets people thinking past the mental barrier of an ever-shortening future.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a large (think Stonehenge) mechanical clock, powered by seasonal temperature changes. It ticks once a year, bongs once a century, and the cuckoo comes out every millennium.

（在我的生命中，“未来”每年都在缩短。我觉得是时候应该开启一个长期的计划，让人们的思考穿越那个不断缩短的心理障碍。我要提出一个宏大的（像巨石阵那样的规模）机械时钟，利用季节温差变化驱动。它一年嘀嗒一次，100年敲一次，1000年才有布鼓鸟探出头来报一次时。）

现在已经有一台万年钟建造完成了，放在伦敦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展示，在1999年12月31日正式开始启用。另一台更具规模、更精准、设计运行20,000年的万年钟，正在美国内华达州建造中。

在这个网站上，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栏目：Long Bets。人们可以在这里提出对未来的设想并且打赌，从微软首席技术官Craig Mundie跟Google执行长Eric Schmidt对赌“到2030年民航机是否会实现无人驾驶”，到有点挑衅性的“美国足球队会在红袜队夺得世界系列赛冠军前夺得世界杯冠军”。任何人用实名注册后，都可以发起一个议题，或者跟进一个议题下注，输家最后要把钱捐给对方指定的慈善组织。不想出钱或者没钱出的人，也可以参与讨论，或投票支持某一方。

学会放慢脚步，学会敬畏永恒，学会幻想未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基金会的宗旨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资本主义完胜的时代），特别是在一个像中国一样拼命追赶的国度，这大概是我们极其需要的吧。回头再来看许知远的文章，不得不承认他对上海的批评是基本正确的；如果这座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是如此的急躁、浮躁，上海顶多也就能成为今日的香港、新加坡；如果上海还有重塑昨日辉煌的野心的话，也许就应该想办法让这座城市慢下来，在这慢之中，可能会找到新的价值、新的财富。

One can always be kind to people about whom one cares nothing.

体育和政治

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Why was there no Marxism in Great Britain，谈的是19世纪的英国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萌芽地英国考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深入调查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搞出了《共产党宣言》，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从未在英国扎根；按理说这里是最早开始压迫的地方，反抗也就应该最早开始；但事实是，共产主义在英国根本没有号召力——左派的工党，在最激进的时候都从不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政党，最多只承认是社会主义。

这篇长41页的文章探讨的就是为何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影响力如此有限。里面谈到多方面的原因，包括英国众多的民间组织分散了工人们的集社意愿；工人阶级内部的派系分裂——有技能的工人与无技能的工人，所追求的利益不同，影响到工会运作；英国较早地实行了普选，给与了工人们以为他们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的幻觉；当时的宗教影响力量强大，每周的礼拜是所有阶层人士都会参加的，教会宣扬人格的平等与互爱，化解了阶级矛盾。

但有一段谈到英国的体育传统，指出体育精神也是促使阶级和谐的原因之一，非常有趣：

Elections had always been exciting and, if contested, recognizably part of the great British sporting tradition.The (partial) elimin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companied the (partial) elimin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sport, and sport and elections remained consciously linked activities: thus the introduction into political discourse of metaphors borrowed from sport, a passion common to all classes --- [e.g.] "fair play" ... It was typical that Baldwin should have resigned in 1929, although the elections gave no party a majority, on the ground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unsporting" not to have done so. The effect of this was twofold: by emphasizing the play-element in politics 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e sphere of political action was severely circumscribed; The fact that the rules were (on the whole) strictly followed made the need to contemplate alternatives even less pressing.

(Source: "Why was there no Marxism in Great Britain?", in McKibbin, Ross, The Ideologies of Class: Social Relations in Britain 1880-1950, pp.1-41)

所以说，民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光移植表皮是无法在另一种文化当中存活的。体育精神源于英国人对体育的狂热，但同时又培养出了讲求公平、尊重游戏规则的性格；而当老百姓开始把政治当成足球赛来看的时候，又多了一些玩笑与轻视，少了一点追逐权力的野心和赤裸。陈水扁的死皮赖脸决不会发生在英国，因为这里的政客台面下再不要脸，台面上还是要讲究一些“体育精神”的。一次选举没过半就会主动辞职，何况被司法调查起诉了呢。

High hopes were once formed of democracy; but democracy means simply the bludgeoning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弗里德曼引发的联想

今天经济课上到快结束时，另一位以疯狂爱恋撒切尔夫人和莱斯（两位女士的照片被贴在他教室的门上；大家都怂恿他写信给莱斯求婚）、极端推崇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经济老师敲敲门就走进教室来了，向我们发布了一个令他老人家深感悲痛的消息：20世纪自由市场经济的伟大导师、以研究货币理论而闻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昨天去世了，享年94岁。

相较更早一些的经济学家们，我对弗里德曼的了解很少，只知道他和海耶克两人是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他们两人在70年代出风头，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取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到了80年代他们的思想则直接影响了撒切尔和里根，这两位又携手彻底在政治上击垮了左派。

一个有趣的观察是，今天最为被人们所知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占了大多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样；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和19世纪末，有名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哲学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一直到70年代，叫得最响的理论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80年代以来，最得势的理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但这些思想是否能够永续是值得怀疑的，经济自由了一段时间会走向极端，然后开始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了一段时间，又走向极端，于是再自由。这样的反复，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进步，未必就在走回头路。

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学校里教经济的4个老师，不同程度的都是自由主义者，推崇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按国内的评价标准算得上是所谓的右派；教历史的几位老师，大多都是所谓的左派。所以那位经济老师推崇撒切尔，可咱的历史老师就瞧不起那老太太，一直不停的说，撒切尔政府能够生存下来，靠的就是马岛战争的大胜，否则80年代初就被刷下去了。

Lord Fermor: Young people, nowadays, imagine that money is everything.
Lord Henry: Yes, and when they grow older they know it.

Bohemia

记得有一阵子国内流行所谓“小资”、“波希米亚”，其实波希米亚跟小资根本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小资是中产阶级，bourgeoisie，波希米亚（bohemia）则是反对中产阶级的作风，强调艺术与美。

今天上div课，谈的还是Status Anxiety，里面有一章专门讲bohemia。我的老师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向往bohemia的梦，例如卖了家当买条小船，到处流浪，当然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梦想上，不会付诸行动。

有一个同学就反对说，bohemia第一很虚伪做作，不可能有人真的能够完全放弃现代的生活方式，第二他们试图逃避生活中的失败，基本上就是颓废主义，“我们社会进化到今天，为什么还要返回简朴的原始社会？”。很快就有人指出，这种看法正就是标准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一定要奋发上进，追求成功。

我马上联想到蔡康永。他经常推广的一个观点就是，没有必要都去追求成功，平凡快乐的生活也是一个人的选择。蔡康永就是一个波希米亚式的人物，虽然他成长于一个上流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从事的是一个很无聊但又必需的中产阶级职业。从他身上，就可以看出确实有一群人是真心反叛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所以未必所有的bohemia都是虚伪做作。至于是否在逃避，我觉得根本不重要，当一个人发现他无法适应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那么他当然可以选择退出这场游戏，另选一种自己感到舒服的生活方式。

另外，有时候假戏真做也不错，照王尔德说起来，艺术都是假的，但却是美的。真实的世界——那个中产阶级的世界——太过丑陋，用美丽的谎言把它包起来，也不错。

Society often forgives the criminal; it never forgives the dreamer.

名言

上历史课谈如何写文章，老师总是告诉我们，在文章的最开头引用别人的一句话做开场白，能够很快地吸引读者，让已经读了几百份考卷快要睡着了的阅卷老师稍微振作以下精神。我也确实很喜欢好的名言，这些句子总能很明了地阐述一个复杂的概念，如果真要深入地探讨起来的话可能几篇博士论文都谈不完，可用一句话就可以开玩笑似地带过去。

中学里的时候，最痛恨的就是背书，唯一背过的就是莎士比亚剧本《第十二夜》里面的名句，为的是英国文学的考试，但看在莎翁的名声上，背背也心甘情愿。里面有一句话，常被我在开玩笑的时候引用：“Some are born great, some achieve greatness, and 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有些人生来伟大，有些人成就伟大，有些人的伟大则是老天扔给他们的。

但要说写出令人叫绝的经典名剧，就是莎翁也要向一个人甘拜下风：奥斯卡·王尔德。此公最好的剧本和小说，基本上就是由一连串绝顶聪明的名句构成的。我有一本精装本的王尔德名言录，书名就是取自王尔德的一句话，叫I Can Resist Everything Except Temptation（我能够忍住除了诱惑以外的一切）。最早看到这本书还是在新加坡的时候，当时一看价钱，要40块新币，虽然很喜欢，但觉得太贵了，犹豫许久最后还是决定不买；后来回去后越想越觉得应该买下，于是两个星期后再访书店时，就找到原来的书架，但无论如何找，竟再也找不到了；旁边有另外两个版本的王尔德语录，但都是平装的，而且好像也不是很全，都吸引不了我，让我饮恨。不过幸运的是这本书在亚马逊上还有售，到了英国以后办的银行卡可以网上购物了，赶快订下一本寄来，现在才终于让它矗立在我的书架上。想想这本书的购买过程，还真应验了书名本身啊！

王尔德玩世不恭，却观察细致，所以常常能够说出语惊四座的短句出来。当然与很多天才一样，他的骄傲也是很有特色的，他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在造访美国的时候说出来的。当他刚刚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就被海关人员拦下，询问道：“Sir,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先生，你有什么要申报的吗？”）王尔德答曰：“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except my genius.”（“除了我的天才，每什么要宣告的。”Declare即可是申报的意思，也可是宣告；这是经典的Wildean word play。）

心情不爽的时候，看看这本名句集，应该能很快提升士气吧。以后每篇文章后面，就跟一句王尔德名句好了，从这篇开始。

Pleasure is what we take from others, duty what we expect from others, and Genius what we deny to others.

战争与国家

英国人是向来羞于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感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中，一旦说出“我爱我的国家”或者“我爱女王”之类的话来，旁边的人永远是皱眉的多过喝彩的。我在英国待了一年多，至今没在这里看到过一面米字旗；唯一的特例是去年世界杯的时候，但那时人们挂在家门口的，汽车顶上的，只不过是英格兰的圣乔治旗。

也许是过往的殖民历史，让这里的人们逐渐地、有意识地压抑了自己的爱国热情——翻翻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小说，对于国家的效忠在当时还是被看作是一位绅士必备的修养。但在帝国瓦解，王室中落的今日，国家的概念在英国人心目中，似乎是非常脆弱的。

但其实，英国人一直以许多特殊的方式在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热爱。每年的11月初，大街上就开始出现许多胸口别着纸制罂粟花的人们；这是用来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英国士兵的。191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日，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中，一共有70多万英国士兵丧生。当然，仅仅20多年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的生命更多。

每年的11月11日，都是英国人缅怀过往英烈的日子。除了花50便士向照料老兵的慈善机构捐款，换来一枚罂粟花别在胸口上以外，在这一天的11点（即“每年第11个月的第11天的第11个小时”），人们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默哀2分钟。在各地的纪念碑前，总会有人放下一个红色的花圈，表达思念。在各地的教堂，人们也会举行特别的弥撒，悼念死者；在军号奏起的那一刻，有一首诗每年都会在这时被人们吟咏：

They shall grow not old, as we that are left grow old;
Age shall not weary them, nor the years condemn.
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and in the morning
We will remember them.

今天学校的周日晨祷，当然也是围绕着悼念战争中的死者这一主题展开的。请来的一位牧师，在毫无讲稿的情况下，就进行了一场非常庄重而浮华的布道。不过对我来说，意外的收获则是听到了一首词曲都非常悦耳的赞歌，《祖国我向你宣誓》（I Vow To Thee, My Country）。这首由一战期间的英国驻美大使Sir Cecil Spring-Rice作词、作曲家霍尔斯特（Gustav Holst，1874-1934）配曲的赞歌，是英国传统的爱国歌曲之一，据称也是戴安娜王妃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当时在礼拜堂的管风琴伴奏下，唱诗班领着大家一起唱起这首曲子，动耳的乐曲配上动情的词句，竟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回来后我在网上找到了几个版本，虽然依然动听，却总觉得缺少了那种特别的教堂氛围。

与所有的爱国歌曲一样，也许这首歌只有在众人合唱时，才会有力量。

I vow to thee, my country, all earthly things above,
Entire and whole and perfect, the service of my love;
The love that asks no question, the love that stands the test,
That lays upon the altar the dearest and the best;
The love that never falters, the love that pays the price,
The love that makes undaunted the final sacrifice.

And there's another country, I've heard of long ago,
Most dear to them that love her, most great to them that know;
We may not count her armies, we may not see her King;
Her fortress is a faithful heart, her pride is suffering;
And soul by soul and silently her shining bounds increase,
And her ways are ways of gentleness, and all her paths are peace.

（中译：我向妳起誓，我亲爱的祖国，
我愿在你面前献上世间的一切，
那是全然完美无缺的，就是我对你奉献的爱；
那是不问任何原因的爱，那是冲破试炼的爱，
那是献在祭坛上，最诚挚最美好的爱；
那时一种永不凋零的爱，那是诚愿付上一切代价的爱，
那更是毫无畏惧最后牺牲的爱。

更有一個遥远的国度，是我许久以前就听说过，
对爱她的人来说那时最亲爱的故土，对知道她的人来说是最伟大的祖国；
我們数不清她有多少精兵，我们见不着她的国王；
她的堡垒是由忠诚的心筑起，她的荣耀赋予苦难，
在宁静之中一个又一个的忠灵为她的疆土开拓，
她的道路是谦和之道，引领至最终的和平之路！ ）

死刑制度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前几天表示，要慎重处理死刑案件，并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来探讨死刑的执行问题。

死刑作为一种惩罚（punishment），在大方向上并没有违反司法正义的基本原则。惩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阻吓（deterent），一个是报应（retribution），前者是面对群体的，起到阻吓更多犯罪、稳定社会的作用；后者是面对个人的，起到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弥补错误的作用。当然，惩罚还应当适量且有针对性。因此，对于极其严重，特别是涉及到剥夺他人生命的罪行，死刑符合这些基本的原则。

反对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理由是，死刑的阻吓作用有限。而事实证明，死刑对于阻吓犯罪确实功用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法制不可避免的疏漏，即使犯罪者知晓某一行为可能导致被执行死刑，他还是会认为自己被抓获并最后被判定有罪且执行死刑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人对于长远未来的利益或成本核算总是要打折扣的：一个人吸烟，因为其所能带来的短期快感，明显强于长远可能带来的负面成本；同样的，一个人犯下严重的罪行，因为眼前的需求可能大过未来可能的后果。最后，死刑执行方式的改变同样减轻了死刑的阻吓作用：电椅、注射死亡等痛苦较小的死亡方式，相比传统可能引起更大痛苦的死刑方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犯人对死刑的恐惧。

然而在中国，死刑最主要的功用恐怕不是阻吓，而是报复。“杀人偿命”似乎是中国传统的古训，历经数千年依然牢牢地根植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之中。反对死刑的人士批评，这种思想起源于人类原始的报复欲，并非人类理性的产物，而是动物的本能。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报复其实是“正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正义”（justice）拥有十分广泛的定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应当就是“得到的与付出的应当尽可能地成比例”，用《圣经·旧约》中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于预谋夺取他人生命的谋杀犯而言，其自己的生命被剥夺，应该就是正义的具体实践。

因此，死刑在中国还不应当被取消，即使它的阻吓作用未必很大，它却十分满足报应正义的原则。当然，在死刑的具体执行上，应当非常谨慎；过度使用死刑的后果，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错判、过判案例的出现。对死刑犯的审判，应当在每个细节上都经得起检视，应当要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应当避免一切可能的争议。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有一个非常轰动的案件萨科和万泽蒂案（Sacco and Vanzetti），两人的死刑判决最后引起很大的争议，直到两人被执行死刑的50年后，政府正式承认审判过程中的疏失；虽然后来浮现出的许多证据，都基本证实了当初对刑责的认定可能并没有错误，但程序的瑕疵却让所有参与审判的法官们沾染上了污名，也负上了相应的道义责任。此外，在死刑的执行上，也应该尽量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虽然更为严厉地对待死刑犯，可能会起到更好的阻吓作用，但将犯人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却不是一个个体，并不适当。死刑犯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便利，包括被告知执行死刑的具体时间，以及最后与其所指定的亲友见面的机会。目前许多地方的法院，依然在采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做法，在终审最后定案之后立即将死刑犯转移到刑场执行死刑，是非常不人道的。

新案子

国务机要费刚刚起诉，陈瑞仁又有动作了；搞不懂的是，前阵子大谈SOGO礼券，竟没有人意识到吴淑珍使用的不是礼券，而是只有企业商行才会持有的商品券？

另外，邱毅又开始爆料了。张友骅很早就透露还有很多料没爆，后来没了下文，看来都是藏起来了，现在见阿扁又喘过气来，便继续爆吧。虽然现在看起来一些地方比较不同寻常，但以邱毅以往爆料的纪录来看，应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问题是，全台湾的检察官，除了陈瑞仁（还有一个有力使不上的李子春）都死光了吗？还有，料爆来爆去，对于已经彻底不要脸的陈水扁来说，有用吗？

所以说，舆论监督对于真正的大混蛋没作用；只有法律法治，才有效。

Borat：嘲讽美国

今年在欧美掀起狂潮的，竟是由英国喜剧演员萨沙·伯龙·科恩（Sacha Baron Cohen）所饰演的虚构的哈萨克斯坦电视主播Borat。在YouTube上搜索一下，可以找到许多电视中的搞笑片段。《时代》周刊还特别写了一篇文 章，赶在电影上映之前探讨Borat笑声之后的意义，似乎值得深谈。
　　
Borat看似是在嘲笑哈萨克斯坦，一个大多数西方人都从未听说过、更遑论到过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似乎是世界上许许多多落后国家的代表，在这 里生活条件落后，汽车不靠引擎而靠牛来做动力，女性不被尊重没有性自主，犹太人还在遭受压迫与歧视；这里的人们有着奇怪的口音，还有不寻常的爱好，例如猎 狗和在河边晒太阳。难怪连哈萨克斯坦政府都坐不住了，花钱在纽约时报买下整版广告，宣传自己国家的正面形象。
　　
然而Borat是为了嘲笑哈萨克斯坦吗？Borat的美国之旅，也许更想嘲讽的，正是今天美国的主流文化。这里的人奉行政治正确，虽为自由的 国度，说话却要小心谨慎，避免得罪各种少数族群；然而在这种谨慎的外表却只能掩盖而无法消除种族的隔阂，社会的分裂。没有一个美国人敢公开喊出反犹太人的 口号，但反犹的情绪并没有消失，一旦一个（装作）不懂社会潜规则的哈萨克斯坦人公开亮出“杀死所有犹太人”的立场，却会有人跟着响应（当然，Cohen自 己也有犹太血统）。另一方面，这种害怕刺伤他人的掩饰有时又是如此的可笑，以至于人们都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无论Borat做出如何疯狂的举动，都很少 有人会怀疑这一切根本就是一场闹剧——这也许部分应归咎于美国大众对不同文化了解的缺乏；正因为不了解哈萨克斯坦，才不敢戳破皇帝新衣的儿戏。
　　
Borat的好笑，也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在于他的不自我设限，任何敏感的话题，从女权主义到种族主义到正面评论他人的容貌和穿着，都可以被当作笑料，也让观众在笑声中，尝到一丝无奈的讽刺。

反腐败的法制

大陆和台湾都有官员腐败的问题；这个问题根除不清，关键在于法制疏漏，执法不严。看一看陈水扁如今还能够公开狡辩自己的清白，让我想起台湾在监督官员腐败方面还存在的法制缺陷。

香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也曾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一般一个小警察，抓住小偷小摸的罪犯，给个红包就可以打发。但后来建立起来的廉政公署，从上到下一路打击腐败，成就了今天高效廉洁的公务员文官体制。

防治贪腐跟所有防治金融、白领犯罪一样，有几个步骤，首先要能够发现违规行为，然后调查取证，最后定罪。光就陈水扁的案子来说，发现违规行为不难，名嘴、 媒体、“深喉咙”，都可以揭发检举；陈水扁家族的斑斑劣迹，早已在众多媒体上被曝光。但难就难在调查取证；首先要有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台湾的司法不独 立，前面的台开案、SOGO礼券案，都让检察官放水轻办了陈家，直到陈瑞仁的出现，才在国务机要费上咬到陈水扁。

但为什么国务机要费是一个切入口？我觉得这是由于国务机要费涉及的是公家财产，属于贪污罪，比较容易调查和取证：比对发票上的支出项目，以及国库的实际支 出，就可以判定是否有贪污以及挪用公款的事实。但陈水扁真正牟利的，恰恰不是贪污，而是受贿——接受商人的贿赂，然后以政治权力交换利益。这一类的案件就 很难取证：如何证明流入陈水扁名下的钱是有问题的？你如何证明这个钱是有人为了拿好处送上门来的？如何证明受了钱后有利益交换？

香港的经验就很值得借鉴。香港政府立法提出的概念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算算你官员的薪水，加上你家人的薪水，再比对一下你的存款，或者你的消费， 发现根本入不敷出，或者存款明显高于薪水好多好多倍，只要你提不出合理的具体的解释，无论你如何硬拗，就算是财产来源不明，去坐牢。香港那个时候还是英国 人管，实际的英国人可没过多考虑什么“无罪推论”、“人权”之类的玩意儿，用点“common sense”，就搞出这么个条款来。无罪推论？谁让你是官员呢，要当官就准备接受更高检视标准。当然后来这个东西也被引入了中国大陆，用来打击贪官污吏。

但在台湾，好像还没有这个东西，检调机关必须证明官员的财产来源为非法，但实际上这非常难。如果能够将举证责任推到被检验的官员身上，那么就要好办很多 ——陈瑞仁不需要专门挑一个容易查的案子，然后花那么多力气比对发票询问证人；检察官只要比对一下第一家庭特别是吴淑珍出席在公开场合时的着装打扮，计算 一下整套行头的花费——陈夫人的穿戴，往往全身到下就要花掉扁哥好几个月的总统薪水，而且还很少重复，很令人羡慕呀！——就可以传唤第一家庭，喝茶聊天谈 谈钱的问题。或者又如当报纸上报料，扁哥儿子又换了哪台名牌跑车，总统女婿又拿了哪个名牌包包，都可以立即作为腐败的证据来起诉。这样就可避免现在这种情 况，只是围着阿扁与阿珍的零用钱打转，只是陷在大多数老百姓听不懂的细节里，这样没办法查腐败。要有效地查腐败，就应该单刀直入，比如直接问陈水扁，他儿 子还在当兵没有收入的时候却为什么可以开200万的跑车，这相当于你整个家庭5个月的薪水，哪个爸爸会花自己5个月的薪水买一台车送给儿子的？又或者，像 泛蓝立委一样，收集一下吴淑珍所有在公开场合戴过的珠宝，再算一下市值，几千万，问问以你总统44万的月薪，怎么买得起？这些问题一出，除非你真是死心塌 地跟阿扁上天堂下地狱了（这种人在台湾还真不少），或者真的大脑进水没有一点点common sense了，否则不可能不得出阿扁贪腐的结论。（同样的问题可以问李登辉：退休以后买1.6亿的豪宅，算算12年总统当下来，每个月就是不吃不喝也没 1.6亿的收入，那么请解释一下，这房子是怎么来的？给不出合理的解释，就吃牢饭去）这些常识性的问题，现在却都被复杂的司法举证程序掩盖了，明显的贪官 污吏，躲在“举证责任”的保护伞下逍遥法外，李登辉可以沉默以对，陈水扁可以狡辩抵赖，然后45%的台湾人还可以选择漠视。

这不应该是法律的本意，这不是法治的精髓。真正的法治最高原则是正义，正义除了避免让无罪的人不被冤枉以外，也要让有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无罪推论用来保护被告人的权力，因为一般认为，错罚一个人的恶，远大于放过一个罪犯的恶，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在此类经济案件中，无罪推论过度倾向于被告人，让即使是非常明显的罪犯定罪都很困难，这个时候，无罪推论的假设，就应该重新检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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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问民主

台湾最近的政治纷争，很清楚地让人看到这个社会是如何的分裂，面对一个贪污腐化的领导人，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或支持或不愿意面对，难怪阿扁依然能够坚持下去，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如何为非作歹，还是会有45%的人不会倒向反对阵营。

很多人喜欢说，这是因为台湾的民主还不成熟，只有20多年；再多点时间，就能够超越蓝绿板块对立，就能够真正做到选人不选党。

但我要问，民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民主难道不就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种吗？国家的政治体制，难道不是为了服务百姓的吗？为什么要老百姓为政治制度而改变，而不选择或改变现行的制度，来适应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主来自于西方，民主也适合西方国家，并在那里成功运作。但这并不就表示它对所有国家来说就都是最好的制度。一个国家应当选择最适合它的制度，而不是努力让自己适应某一制度，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

民主在全世界施行的历史已经表明，它并不是万用灵药；在几乎所有并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里，突然而来的民主都是失败的，台湾在这当中还算比较成功的。相反的，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往往都是非民主的，这在亚洲国家尤其如此：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伪民主，香港从来只有自由法治没民主，韩国台湾在他们最美好的时代里也都缺乏民主。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日本，但这个国家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那时候可也没什么民主；而且战后的日本，自民党几乎没有被赶下过台，所谓民主，充其量也只是“党内民主”，或寡头式的民主——首相总是自民党内决定，选民基本没有选择。

单从东亚来说，几千年的历史，难道没有成功的政治制度吗？难道就一定要照搬另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制度吗？汉唐盛世，靠的不是民主，靠的是有效的文官体制，和自由（是的，中国才拥有自由的传统，不是西方！中国自汉朝以来就基本普及了小农私有经济，西方直到17、18世纪，还都是封建体制，大多数人的自由受到封建领主的制约）。

是时候反思了，如此迷恋、崇拜民主，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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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又挺住了

果然，阿扁昨天的电视报告非常成功，民进党内的改革派已经基本上被噤声，除了发发牢骚，偶尔讽刺一下以外，都已经被压制下去了；苏贞昌现在要感谢自己当初没有太冲动辞职，否则就是被切断党援了。

台联也缩了回去，不支持罢免了。

比较一下起诉书公布前后的名调，变化不大，要阿扁下台的还是在大概55%左右——这大概就是泛蓝的板块了。

陈水扁死赖在台上，现在完全就是为了自保。所以跛不跛脚并不重要——跛脚只是对那些还希望有些作为的总统有阻吓作用——哪怕双脚双手都被砍了也不重要，只要他一天不下台，就有一天的气可喘，就可以尽速转移财产，甚至继续捞上一把；干到2008最后一天，开溜大吉。

民进党会崩盘吗？难说，以现在的名调来看，45%还可算是泛绿的，不信者恒不信，他们未必就对民进党失望。所以我要第三次修正观点：死期将至的，不是阿扁，不是民进党，而是台湾人引以为豪的“民主成就”以及经济成就。这个小岛，说实在的，现在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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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中立

昨天晚饭的时候，和几个同学聊天，谈到政治，一个同学说我立场很偏颇激进，而且永远为中国执政当局辩护。

我承认我表现出的立场很偏颇，很多时候是在故意袒护中共。但我认为，作为个人首先不需要做到中立、毫无立场，我从不否认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第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可以而且应该说不一样的话，持不一样的立场。

维基百科早期谈论中立性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问题叫“系统性的偏见”（systemic bias），指的就是多数人的偏见。身处一个不同的文化国度之中，我深深体会到这种偏见，这种对不同政治制度特别是共产国家制度的偏见。这种偏见的形成是历史造成的，但并不是说这就是对的。

所以涉及到中国的政治争议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的立场，进而发展成为全方面地贬低西方的制度，袒护中国的现行制度。理性上来说，这并不正确；但从交流、学习的角度上来说，越多不同的观点，越多耸人听闻的言论，越有助于思考。

说话并非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立场；很多时候说话主要是为了改变别人的立场，或一种广为接受的看法、潮流。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未必是坏事；同样的话，在中国说就可能有拍马屁之嫌，而且毫无益处。像李敖，在台湾不停地为大陆说话发声辩护，但到了北京，就要说些不一样甚至相反的东西。有时候在大环境存在偏见的情况下，需要灌输一些更强烈的甚至骇人听闻的观点，来纠正系统性的偏见。任何场合下都只说中立温和而且永远一致的言论，有点自私，有点愚蠢，说多了就会变得太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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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律师的选择

陈水扁的“向人民报告”，果然是一场绝地大反扑，向普罗大众做了一场精彩的辩方陈述，绿营看来除了少部分人外，大半还不会跟陈水扁决裂。

陈律师一上场就运用无罪推论原则，称“不必等到三審定讞，只要司法在一審判決貪污有罪”，听起来真的是总统的高标准了：我放弃上诉权了，一审判有罪就下台了，太伟大了！

先不谈陈水扁过往不只多少次“如果XX，我就辞去总统”的句式运用，这句话本身就含糊不清。陈水扁自己并未被列为被告，只是他的妻子吴淑珍和其他三人。一审判有罪，是指谁有罪？是吴淑珍有罪，还是马永成有罪，还是陈镇慧有罪，还是要四个人都有罪？

而且关键是，现在已经是2006年底了，阿扁任期到08年终止；法庭审理的时间长度不可预测，好的律师赢不了所有案子，但绝对可以拖垮任何案子，陈水扁的律师团，能够写出这么一篇成功的“向人民报告”，恐怕就有能力拖上两年，拖到阿扁任期满。

所以这句保证，其实就是在说，“老子不下台！”

检察官能办到总统，并起诉第一夫人，被很多人看作是台湾司法的进步；但这进步其实掩盖了其他重大的问题。司法并非完全独立，否则不可能只调查国务机要费，却放过SOGO、开发金等众多要案；陈水扁在起诉书公布前一天，还被记者问及“要不要保辜家”；政商勾结的猫腻，都能够被记者公开拿来提问了，司法却还毫无动静；SOGO礼券案，常识都告诉大家，1100万礼券不正常了，检察官还可以说，因为无法100%确定，所以全案签结——世上哪有100%的事啊？检察官的工作不就是在发现疑点时深入去调查吗？

陈水扁案，也暴露出台湾假民主的本质。真正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可以上台也就可以被轰下台；台湾的总统，却是一个超越一切制衡的超级怪物，只要选上了几乎就100%确定不会被中途赶下台，而且只要脸皮够厚不怕被骂，就没有人、没有机构能够制衡他的权力。陈水扁已经不值得理会，台湾朝野应该专心考虑的是，如何改进现行的奇怪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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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会下台吗？

一天的震荡之后，冷静地想一想，陈水扁真的就会因此下台吗？有消息已经传出，陈水扁未来将采取攻势，而且与前几次危机时，沉寂长达两个星期不同，这次的陈水扁两天后就会回应（而且在起诉书公布当天，他还出现在公开场合），想见他早已有所打算。

问题的症结在于这次起诉涉及的只是他的小贪，国务机要费。在这点上，辜宽敏讲得很白，为1480万下台，“不符合比例原则”。真正可能致命的是SOGO等大案，不是这种小钱。

从 实际层面考虑，只要陈水扁在位，就可免遭起诉，吴淑贞的案子也会比较容易干预。若要罢免，只要民进党还挺他，就很难在立法院通过；即使部分民进党委员倒 戈，让提案在立法院通过，还是需要412万5千名选民投下有效的支持票，才可能最终扳倒他。虽然陈水扁支持率跌至谷底，但很多绿营选民只是不愿表态而已； 若要全民表决，他们最可能选择不出来投票，罢免案最后不但不了了之，反而更加巩固了陈水扁的地位。

事实上，陈水扁赖着不下台，造成伤害最 大的是民进党。前新潮流系可能会出走，李登辉现在已经公开决裂，准备接收民进党票源。民进党是否可能会全面、公开地与陈水扁决裂，并不确定。党内保皇党势 力强大，因为这些人清楚，民进党能够走到今天，依靠的就是陈水扁一个人；他们能够做到今天，依靠的也是陈水扁。昨天民进党的会议，已经以保皇派的胜利告 终：陈水扁并未被移交中评会处理。

也许，死期将至的，不是陈水扁，而是民主进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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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死期终至！

众所瞩目的国务机要费案侦查结束，最终认定陈水扁夫妇共同贪污1480万8408元新台币，吴淑贞遭起诉，最高将可判处7年刑期。

其实国务机要费不过是陈水扁吴淑贞庞大贪污金额中最小的一笔；真正的大案，诸如SOGO百货经营权案和高铁ETC案，都是涉及数十亿金额的案子，这些才是更可怕的黑幕，但至今都没有被调查。前一段时间的SOGO礼券案，如果深究下去，就要触及到吴淑贞在经营权争夺战中的角色了，可最后却被御用检察官轻轻放过。

所以只能说，陈水扁夫妇不是败在贪得太多，而是败在贪得太小：数十亿都捞进口袋了，那一年两千万的国务机要费还都要动脑筋卡点油，最后东窗事发。陈水扁的名言是“头过身就过”，这次头已经过了，身子却终究过不了。

陈瑞仁检察官的英明之处在于，认定陈水扁夫妇都有罪；民进党跟陈水扁原本的评估，大概不过是两夫妇中的一个，那无论是谁，陈水扁都会苦撑；可两个都有，事情就麻烦了。

这次陈水扁是真的挺不住了。民进党已经限其三天内说清楚；昨天出刊的《新新闻》，已经做了对民进党立委的调查，67%说如果起诉书里说阿扁贪污，他就该下台。前新潮流系的人都气得跺脚，甚至就连最保皇的游锡堃，都在道歉。

小丑陈水扁，应该已经撑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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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族主义

这几天40多个非洲国家的元首们在北京开会，让我想起60年代轰轰烈烈的不结盟运动跟反殖民主义的高潮。在那个年代里，民族主义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理直气壮的事情，就好像中国在20世纪初时的民族主义觉醒，和后来的抗日救国一样，是时代的主旋律。

仅仅40年，恍如隔世。铁托、苏加诺、周恩来、尼赫鲁、纳赛尔、恩克鲁马……这些当年响当当的名字，今天都已逝去，与他们一起死去的，还有当年激情的民族主义理想。今天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过去的民族主义已经被抛弃，甚至唾弃；“民族主义”对很多人来说，甚至带有负面的意义：全球化了，近日的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世界大同”的理想（虽然这“同”与过去想象的“同”又大不同），国与国的界限模糊了，国际主义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好像就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大部分的主义都是飘浮不定的：什么是自由主义？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呼唤大政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要政府的手伸回去。什么是共产主义？托马斯·摩尔最早有一套，马克思有一套，列宁有一套，托洛茨基有一套，毛泽东有一套，今天的金正日大概又是另一套，从无政府到国家极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共产主义无所不包。

惟有民族主义，最为明确、清晰：以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至上。

谈主义大多是空谈，可我对民族主义却有一种奇怪的眷恋。今日的国际主义者可以告诉我们，对自己出生地的盲目眷恋、热爱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你没有选择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对一个国家的效忠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情感可能会超越对人类整体的热爱。

这种看法确有其正确性。对国家的效忠不可超越人文关怀，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是最血淋淋的警示。对民族的爱恋也并不必然，某些文化可能更能让一个异乡人感受到更强的共鸣。

可这个世界真的已经超越种族、超越国界了吗？你想一个人远行，体验欧洲文化的静谧与从容，却被告知需要等上八个星期也未必能够获得签证；你打开电视，看到三个最大的核武国家不允许其他国家拥有威力弱小得多的核武器；你打开报纸，得知有钱国家在心不甘情不愿地出钱援助“落后”、“失败”国家的穷人们之前，总是先给一番说教。你知道，小国总是要巴结大国，大国总是可以干预小国，听话就给糖吃，不听话就被颠覆、就被“民主”地赶下台；你知道，联合国里97%的国家是没有发言权的，真正重要的永远只是那5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你当然知道，今天的“国际语言”，80%的资料文献所谱写的语言，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来的，是现在的超级大国所使用的。

民族主义看似凋零，却不可能死亡。在我们依然手持五颜六色的护照的这个年代里，请少谈点超越疆域的普世价值；在北半球的科学日新月异而南半球的人们平均寿命却在缩短的年代里，请少谈点人文关怀。我不喜欢教条，但在这个所谓的新世纪（对了，这个纪年体系，好像也是某个强势文化带来的？），所谓无国界的世纪里，我愿意自称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依然沉浸在“亚非拉团结”之梦里的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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